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从黄埔军校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他们都经历了严酷的战争考验，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周林二人的关系并不为过。建国后、林和周一直是互相扶持的，林主持的军队在其授意下一直配合周的工作，以至于周作为国务总理也多次参与了军队事物。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泽东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则津津乐道。作家清扬撰文《周恩来与林彪鲜为人知的交往》，从文革中的细节剖析周林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周林在毛泽东身边的真实地位。
周是“积极”、林有“被动” 但谁是无辜者？
林彪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实际上确实如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特别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周恩来。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对此，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多次给以解释：“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学习毛主席着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当然，当毛林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对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则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特别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橡皮图章”。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一月夺权之后在建立各地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连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对红卫兵讲话。这些讲话被国内党史论者“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周恩来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吴法宪说：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是照稿宣读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阅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后认为：“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史实来证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着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何蜀先生则指出，关于9月15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第137页)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14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关于1966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有的文革史着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同红卫兵时候讲话火气十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具体的工作，林彪则是只讲讲话应付了事。
周恩来在8月5日清华万人大会上讲：“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来在8月18日号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类似的讲话举不胜举。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27日传达毛泽东21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3月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
5月19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1967年9月4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1968年5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周林互动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周恩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周恩来不会无视毛的存在。无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态度。王光美曾经回忆道：“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话活脱脱的勾示出来。
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说，周对于毛是无条件的忠诚，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地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这也是周恩来的存在价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传》等书籍时，周对毛几乎没有一句劝谏，在“反反冒进”之后，他对毛的错误路线从来都是大力倡导、不遗余力的推行的，都时用服从大局来解释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对毛的错误做法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错他都要想尽办法坚决执行。一旦毛的心思有变，周恩来更是积极揣摩毛的动向，以便更好的为毛服务。
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决非官方所称的“周恩来跟林彪、四人帮作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与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纪体现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上，也体现在林对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来”的浪潮。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6月14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高文谦先生说：此时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存感激。1967年夏，毛泽东命杨成武回京单独向周汇报情况，毛强调只对周恩来一人讲，但周仍然坚持要杨还需向林彪汇报，并请杨转告毛是周让其向林汇报的。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单独向周汇报毛的病情，并说不可告诉其它人，因为这是毛严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周还是向林作了汇报，当李志绥质问周恩来的时候，周则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李志绥在书中还透露说，“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将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给了周，周对此感激不尽。
在毛泽东于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谈话上。这是个带有私人性质的谈话，那么在这次谈话中，不经意的二次周的谈话，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关系。第一次，当老毛批评蒯司令的井冈山乱打乱闹时，林彪表示：值得，损失最小。随后周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当谈到林彪是接班人时，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着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着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实际上，周恩来对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实际的吹捧。在此仅举一例。后来，周恩来把对林彪的吹捧至极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鲜事。翻看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个政党，也无此壮举，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在1967年11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967.11.27;中发〔67〕358号)。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凯文先生认为：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有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吴法宪，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当面对周恩来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
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江青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炫耀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我的手里”，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并要叶群立刻联系。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除了这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外，周、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较为一致。例如解放老干部。1971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经过黄永胜等人的艰苦努力，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
林彪与周恩来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当面怒斥江青(详见下文)。江青要整周恩来，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来不会直接同江青抗争。
更多的不同是两个人对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从不赞扬文革，却以“文化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充分体现了林彪对文革的真正看法。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刘少奇倒台之时，林彪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对于文革中的动乱、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右的。如果说林彪是“勉従虎穴暂栖身”还有一定证据的话，那么对于周恩来有又什么证据呢?
1970年12月，林彪拒绝了毛要其见斯诺的要求，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笔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到了1971年5月1日，林彪根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最后导致连一张合适的合影都没有留下来。周恩来为此大为恼火。
周恩来绝无可能这般私下对毛不满，更别说当面“摔脸子”了。
1967年5月21日，周秉德从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饭时同周恩来谈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势。周秉德批评那些学生造反派斗老干部的行为。周恩来则说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周秉德实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周恩来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最后，周恩来说“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的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周毛都去世之后，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由此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周调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冲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直至1980年后被合二为一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林彪与周恩来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态度则变得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林彪最后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966年的10月份，造反派开始冲击部队。1967年1月14日，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控制下的《解放军报》刊出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这是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这个上方宝剑，军队的各级领导人就遭到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悲惨的死于非命。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举大大的刺激了军中的老帅们，中央文革同代表军队势力的老帅们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1月19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萧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20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萧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关于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军委八条”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靠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从本质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远没有周恩来看得这么清楚。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林彪不只一次骂过江青而且还时时刻刻提防江青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但是毛泽东通过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出任顾问，并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以利于江青在军队势力的渗透。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其它人都躲避开。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不平。黄永胜就严厉批评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等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笔者注：周恩来曾经说谢富治在徐向前和杨成武之间任过一段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认为军委办事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负责。原来军队调动命令报告上名单冗长，致使兵力调动迟缓且易泄密。于是毛泽东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黄永胜依令而行。江青则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等：“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扬言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黄吴也认为没有错。周恩来、康生和姚文元则和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求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原定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挠，周恩来则出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发话，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黄永胜回来之后，毛泽东在江青不在场的时候，告诉黄永胜：不要怕江青，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黄永胜等人就真的信以为真了。
由于周恩来主持文革碰头会，这样夹在中间，事情难办。吴法宪说：“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周特别叮嘱这些丘八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不曾想，黄吴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么?”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黄永胜等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周恩来也觉得江青太过分，就把事情报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检讨。周再次叮嘱黄永胜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检讨很不象样，吴法宪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为了弥补林彪和江青的间隙，周恩来主动提议，把江青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林彪同意了，并和周恩来一起签名。
但是林彪对于江青等人的敌视是很明显的。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视察时讲：在中国，小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