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已重启贸易谈判。针对作为焦点之一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国看起来一边倒的强硬，但实际上松松垮垮。防止技术外流到中国的法律修订已经过去3年时间，但政府拒绝编制国会要求的管制清单。讨论耗费时间、陷于被动的风险正在提高。
“虽然将遭到误解，但不会发布清单”，在美国商务部主管出口管理的工业和安全局（BIS）的负责人、商务部代理副部长杰里米·佩尔特（Jeremy Pelter）9月上旬在国会听证会上断然拒绝了国会的要求。
法律修订时间长
清单指的是列举今后将实用化的“新兴技术”以及需持续警惕的“基础技术”，纳入管制对象。被纳入2018年8月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
拜登政权9月释放了在加拿大遭拘捕的华为技术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CFO）孟晩舟，但计划维持对华为的禁运措施。针对个别企业的出口管制将继续实行，但以技术为单位加以限制的ECRA的落实显得迟缓。
在野党共和党的10名参议院议员6月给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 Raimondo)写信，要求编制管制清单。在听证会上，中美贸易专家也相继发出批评。“3年里什么都没做。难道还要再等3年才做吗？”“真是官僚作风”。商务部始终坚持进行解释，但同时并不编制清单。
政府和国会的长期分歧为何会发生呢？从一系列讨论浮现出来的是对华强硬政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实际情况。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3年前，美国政府也很积极。对于“新兴技术”，首先在2018年11月列举了人工智能（AI）、量子和机器人等14个领域。“政府打算在广泛领域加以限制”，引发的影响扩大。
在特朗普前政权的前半期领导工业和安全局（BIS）的纳扎克·尼卡赫塔尔 (Nazak Nikakhtar)采取了强硬态度。回顾称“美国一直允许重要技术的出口，中国不断推进（军事上）危险技术的自产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产业界反对
但是，美国的产业界强烈反对。在意见征集过程中，“如果限制广泛品类，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下降”，这种批评蜂拥而至。业界团体甚至拿出估算称，“出口减少将导致7万4000人失去工作”，彻底反对政府。
关于另外的“基础技术”，相关行动更加迟缓。美国商务部启动意见征集是在2020年8月。并未像新兴技术那样举例，而是要求产业界从头开始提供建议。当时的工业和安全局（BIS）负责人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表示，“吸取新兴技术的教训，采取了不同做法”。
似乎继承对华强硬路线的拜登政权也并非不限制新兴和基础技术。据称将与日本也加入的出口管理多边框架《瓦森纳协定》等协调，随时列入现有的管制清单。但是，这与法律修订之前没有不同。
讨论的开端是在中国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的背景下，出现“管制措施跟不上技术发展速度”的危机感。如果以多边机制进行磋商，推进管制需要数年时间。
另一方面，并非最好尽快收紧这种单纯的问题。美国产业界担心，如果自主限制能从美国以外获得的技术，其他国家的企业将“趁机”扩大营收。
美国企业的营收减少，用于研发的资金将减少，竞争力有可能下降。还面临加快自产化的中国处于有利位置的窘境。华盛顿的贸易律师不屑地表示“议员并不理解商业”。
要安全保障还是要竞争力，这是多年的难题。
在冷战时期，成立了“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由于产业界的抵制和局势的变化，1960年代和80年代推进了出口管制的放宽。历史犹如钟摆一样重复。
包括日本在内的阵营目前似乎仍未找到出口管理政策的最佳答案。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凤山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