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近期对金融、经济、文化和媒体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严厉整顿。用中国左派的话说，“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除此之外，中共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面对这一切，有人将之称为“二次文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并非在发动第二次“文革”，他精心构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极权体系。他目标是让中共“控制”一切。他坚信自己是“天选之子”，而共产党可以帮助他实现所谓“中华复兴”的目标的工具。
高层向左倾斜
2021年10月8日这一天，中国发生了四件比较大的事件：第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负面清单中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限制。 第二，中国国家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处以高达34.42亿元的巨额罚款；
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联想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第四，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评论《长津湖》而被刑事拘留，并被提起公诉。
这四件事只是中国近期对金融、经济、媒体和文化等产业进行整顿的最新事例而已。不过，中国左派网络写手李光满认为这四件事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显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它（这场变革）不以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生活。”
8月，李光满的另一篇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加令人震惊。中共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数十家官媒十分罕见地同时转发了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李光满以中共对资本圈和娱乐圈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为例指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中国官媒对这篇强调“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文章的集体背书令人进一步担忧“二次文革”的山雨欲来。毕竟，55年前的“文革”也是因为一篇文章而引发。“文革”前夕有中共笔杆子之称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直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长期研究中国传媒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10月11日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媒体环境稍微宽松的1990年代到2000年代，这样的文章是不会被中共官媒注意到的，最多只会出现在左派的“乌有之乡”的网站上。现在，这样的文章进入高规格的官方舆论主阵地，“至少显示，中国高层政治正在向左倾斜”。
渴望“秩序和权威”
不过，政治心理学家指出，习近平并非要发动第二次“文革”，对于经历过“文革”混乱的习近平来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混乱。
肯尼斯·德克勒瓦(Kenneth Dekleva)是一名心理学家，目前担任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心理分析师，研究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行动提供建议。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习近平和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人一样，他们害怕混乱。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他们太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一个半世纪前爆发的那场‘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被封存在他们的意识中，3000万人因此丧生，中国变得更弱，19世纪的中国被外国人主宰和并遭到羞辱。对习近平而言，复兴是屈辱的对立面，不仅对他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我想，就是对这种混乱的担心，经历过‘文革’，他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认为，中共无论是整治娱乐圈的“娘炮”还是打击私营科技企业，都是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他说：“我认为，他希望党对商业和企业有更多的控制权。对私企的这一轮整顿行动已经使得这些企业和中国损失了大约一万亿美元，这是一大笔钱，但他愿意付出代价让他们臣服。我想，他想让他们知道，这就是规则和经营的环境，商业环境。私营部门可以经营，但会必须接受党的更严格的控制。”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渴望自己掌控秩序和权威，因为这样的秩序和权威才能给他安全感。他认为，习近平要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而是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高度极权体系。
他说：“我不认为习近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他的做法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派系之间相互争斗，但是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他不会用老百姓来冲击官僚体系。习近平是在非常精细地构建极权专制大体制，他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他要建立的是建国（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时期的体系。他的体系是用高度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对人民进行镇压，而不是用人民对官僚进行冲击。”
夏明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推崇毛泽东当政的前17年，(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因为习近平觉得这是毛泽东取得最大的功绩的时间。他说：“他认为，毛泽东让中国‘统一’了，中国‘解放’了。 在这段时间，中共用国家的力量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也让中国老百姓有获得感，土改和公社等……另外， 这段时间干部还比较廉洁。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是‘不忘初心’的黄金时期，一种共产党国家的最佳状态。”
中共不希望造成中国社会混乱和恐慌从官媒对李光满文章的选择性刊登也可以看出。李光满在他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文章的最后一段中写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万钧雷霆正在滚滚而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不仅资本圈，也不仅娱乐圈，而是整个社会都在经受着这场暴风雨的洗礼。” 这一段文字在各大官媒的转载中均被删除。
中共不能容忍“失控”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此时加强控制和纪律管理，是因为习近平和他的盟友们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个“关键时刻”就要到了，他们不能容忍“失控”。
他说： “因为共产党知道这是关键时刻，是中国准备迈向全球第一经济体的关键时刻。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现在有潜力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国家的时刻。他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这是中国可能真正会振兴的时刻，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时刻。如果出了问题，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共产党）100年或70年的努力就会报废。风险太大。我想，这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下手强烈整治的原因吧。实现中国复兴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他们快到那里了，他们的巅峰时刻，所以他们必须加强控制和纪律…… 。”
中共曾在1997年时首次提出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第一，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7月，习近平已经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布朗说，中共必须确保没有人认为自己比中共和政治人物更大和更重要，确保他们的忠诚。
“天选之子”认知有限
虽然如此，在中共极权中遭受严重冲击的习近平用同样的方式来整治和治理中国令很多人迷惑不解。
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么做与恰恰与习近平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说：“（习近平）的心理大概是，他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有一些人没有活下来，但是，他们活下来了，是被选中的人。我认为，习近平相信毛时代的精英家庭可能仍然拥有权力，他可能有一种应得的权力。 ‘文革’对他而言有点像测试，是某种证明。他做到了。他在十次尝试后加入了该党。所有这些都证明这是命运的安排，他今天的位置是他应得的。”
心理学家德克勒瓦认为，习近平对施暴者产生认同的现象 （俗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心理学上并非不寻常。
他说：“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就是有些人在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事后，就像弗洛伊德描述的，就对施暴者产生认同的心理现象。这是无意识的现象。习近平的情况是，即使是他和他的家人都因文革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他也认同党。他能够克服这一点，并成为党的一员。这在组织中并不少见。人们在组织中遭受痛苦，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经历了一些变化，却变得更加有韧性，并更乐观。”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年少的经历–他是“红旗下的蛋”–也限制了他的认知，毛泽东成为他唯一的模仿对象。
他说：“就像李锐（前中国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前高官）说的，他就是中小学水平，尽管他喜欢背书单……他模仿的对象，模仿的英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其实，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谁迫害了他，他反而会发现，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你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反而会去模仿毛泽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做得好多事情，有‘文革’的味道， 我把他叫做‘三反五反’， 斗‘地主’和‘土改’， 他的储存库了只有这些东西。”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Dr. Joseph Torigian）也认为，习近平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换一个人，或者习近平不是这样的经历，也许他会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提升中国的国力。比方说，通过支持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来提升稳定，通过赋予媒体权力和加强法治来打击腐败，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以及为了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强劲增长进行必要的改革等。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强调说，习近平目前的所作作为是在“被动应对各种危机”。 他说，习近平从上台时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面临排山倒海的危机，包括胡锦涛时期高层权力被过分分割， “九龙治水”；经济增长停顿；贫富差距加大，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提升；人口结构的矛盾，政治经济寡头化等。
将党置于中心位置是习近平及其盟友的“豪赌”
不过，心理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心理学者德克勒瓦认为，对习近平来说，这也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选择。因为习近平相信，“党是唯一可以帮助他实现目标的工具，尽管他曾经受磨难”。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认为，不仅是习近平，习近平在共产党内的同盟者也认为，在目前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改革带来的各种问题下，共产党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的一次“豪赌”。
他说：“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协调和控制并指挥，事态会很快就会失控。我想，习近平的同事们看到美国和欧洲的乱象，他们不希望那样。他们想赌一下，让党控制一切，领导一切，国家统一信息，制止不稳定、失控和混乱。”
他指出，为了让中国共产党获得更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中共还确保所有一切都以强大的民族主义为保障。
他说：“民众致力于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共产党，而是他们喜欢有个强大的国家的理念。如果共产党支持强大的国家，他们就会支持共产党， 这是他们这么做的逻辑吧。”
身边人误判西方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还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缺乏更深的了解。夏明曾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主要政治理论家王沪宁的学生。他认为，即便是习近平身边有王沪宁、刘鹤这样在美国和西方求过学的人，但这些人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是浮光掠影的。
王沪宁于1988至1989年访问美国并做学术交流，大概半年时间。回国后，他就观察到美国的若干表象和皮毛，写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流露他对美国民主的失望，进而批判美国制度。2021年1月6日，就在美国国会山事件前后，王沪宁的这本旧书突然在中国暴热，很多中国人相信王沪宁当年对美国的判断得到应验。夏明认为，王沪宁根本没有真正了解美国和美国的精神。
他说：“王沪宁他们基本上是‘土法炼钢’，自学成才。他们没有更高的导师来指引他怎么样阅读，怎么来读懂各派系的关系，他们的脉络以及他们的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继承， 所有这些他都没读懂。 就像洪秀全那样，拿到只言片语，就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夏明认为，美国的真正的力量和财富蕴藏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大都市之外，蕴藏在美国人低调、不炫富文化中。
除了2021年1月的国会山骚乱，美国的“黑人命也是 命”运动，甚至特朗普总统2016年的上台都被中国媒体当成是美国政治制度以及美式民主衰落的例证。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还指出，习近平看不到更好的办法应对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风骨，无法独立思考，更不可能为领导人提出新的独立的视角，让领导人可以去反思。
习模式的风险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认为，虽然习近平认为自己在拯救党，在拯救国家，但是恰恰是他自己可能给中国带去极大的风险。
他说：“这会带来内部的反对。所有的事情都基于习近平的领导。如果他生病了，不能正常运作了，一切都会变得混乱。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战略和风险非常大的局势。”
英国知名政治评论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9月13日在《金融时报》中就直接指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危害中国”。他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要人人研读“习思想”，限制小学生英文学习，打击企业家，阻碍民间企业活力，导致整个社会弥漫恐惧，对中国社会构成极大危害。
他说，习近平将被塑造成超群绝伦的“好皇帝”，任何人要公开指出错误都将非常困难。文章指出，像中国这样没有独立司法、民主选举及自由媒体的国家，强人崇拜不受实质约束，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中国而言是一大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