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为什么要办了傅政华和孙立军?

俄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写道:“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这里的。”在这本书中写到的二十四名克格勃高官中,尽管有两个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普京),却有五个人遭枪决,十多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总而言之,“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如今,在狱中的两名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和傅政华,若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一定会百感交集、悔不当初,犹如上刑场前的李斯回头对同时被处决的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和你再牵著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这又怎麽能办得到呢?”

孙力军的罪名为何如此奇特?

孙力军在二零二零年四月落马,十六个月后的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才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所谓双开),间隔时间之长,为近年来所罕见,由此可见孙案之複杂迷离。中纪委的七百字通报,以小说笔法,写得洋洋洒洒,激越煽情:“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佈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长期搞迷信活动;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大肆卖官鬻爵、安插亲信、佈局人事,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政治生态……”

“团团伙伙”是习近平时代的“新语”,此前垮台的诸多高官都有此一罪名,但此一罪名不见于刑法法典。而“成伙作势”则是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通报中,这个词语的程度又大大超过“团团伙伙”,再加上后面是“控制要害部门”,就连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人都没有享受此种“殊荣”,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邓小平炮製“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案时的用语。但林彪和“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都贵为副统帅、副主席,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而孙力军不过是区区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副部级官员在北京有上千人),他为何有那麽大的能量“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以及“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乃至威胁中枢、问鼎大位?(编者按-这其实不就是打狗训主人么!)

习近平一定要对孙力军开刀,原因不是中纪委通报中的那些罪名,那些罪名所有中共高官都能安上,通报中没有写出或语焉不详的罪名有三个。其一,孙力军不是习近平的嫡系,而是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人马。孟建柱是江系、是上海帮,接周永康的班,延续周永康的路线。孙力军近年来拼命向习近平靠拢,二零二零年春带领中央督导组赴哀鸿遍野的武汉督战,后来习近平到武汉视察时,他鞍前马后随侍左右。但习近平不会真正信任这种“变色龙”。在中共的权力格局中,你跟错了人,就是站错了队,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其二,孙力军官居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虽是排名靠后的副部长,却兼一局和二十六局局长、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等要职。二十六局是反邪教局,是“六一零”办公室的爪牙。而一局更为重要,其正式名字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前身是“政治保卫局”,简称“国保”。这个部门在胡锦涛时代中后期急剧膨胀,承担“维稳”任务的重中之重,其气势压过国家安全部。“国保治国”更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一大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说,一局在公安部成为“国中之国”,享有“便宜行事”的大权,可越过公安部部长,直接向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乃至总书记汇报工作。孙力军当上一局局长是二零一三年,是孟建柱亲自的安排,那时习刚上台,来不及在每个部门都塞入自己人。等到习近平等权力巩固之后,这个重要岗位一定要选择真正的嫡系来掌控,所以孙力军垮台是迟早的事。

其三,孙力军的罪状中有“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但究竟是什麽材料,却欲盖弥彰。《华尔街日报》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科技业巨头腾讯副总裁张峰涉嫌将微信收集的用户个人资料交给孙力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孙力军的妻儿都在澳洲,他是否将有关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的有关资料和微信的用户资料交给妻儿保管,作为活命的筹码?

“当代第一酷吏”傅政华作茧自缚

孙力军被宣布罪名两天之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日,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也落马。

孙、傅二人在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上同事多年(还有另一位已判刑入狱的前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他们的罪案有无交集,当局避而不谈。公安部三个副部长都是坏人,至少说明公安部有一半已“黑化”。这些人垮台后,习近平换上的多名副部长,都是“福建帮”背景,别人不能搞“团团伙伙”、“成伙作势”,唯有习近平一个人可以搞。换言之,中共内部不能有其他派别,只能有一个一个派别:习近平派。然而,连毛泽东当年都做不到“党内无派”,习近平能做到吗?

傅政华是周永康主管政法时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是第一个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和党委书记、北京市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等要职的“老公安”。周永康垮台时,他见风使舵,反戈一击,被习近平钦点加入周永康专案组,将周永康诸多罪行查证成铁板钉钉。然而,习近平不会真正信任这个比孙力军“变脸”更快的“两姓家奴”。等到周永康成了“死老虎”,傅政华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因为傅政华在公安系统树大根深,习近平对他的处置分三步走。二零一八年三月,傅政华被调离公安部,出任司法部部长,他在公安部是正部级副部长,到司法部当一把手,是明升暗降,因为相比于公安部,司法部是个规模和权力都小得多的弱势部门。两年后,傅政华年满六十五岁,被安排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任副主任,习近平的浙江旧部、原辽宁省长唐一军接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似乎退居二线、平安著陆。殊不知,一年半之后,他仍难逃一劫。

我在北京遭受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时,北京市公安局长正是傅政华。审讯和殴打我的国保特务声称,我的案件是最高当局压下来的(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由傅政华亲自佈置。如今,我在美国过著自由的生活,周永康和傅政华却成为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身败名裂、祸及家人,在囚笼中生不如死。这就是上帝的公义的彰显。

傅政华是对异议人士广泛施加酷刑的始作俑者。他主导了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围剿。傅政华落马之际,被注销执业证的刘晓原律师发推质问:“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傅政华指挥抓捕周世锋律师、黄力群律师等人时,不知是否想到过自己也有落马的哪一天?”傅政华不会料到他会有“请君入瓮”的下场。另一位受其迫害的人权律师浦志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说:“能活成千夫所指,能死成普天同庆,倒个霉都能大快人心,放眼当今中国政坛,能超过傅政华的,也没几个了。”他又说:“我想提醒的是,酷吏没好下场,王立军,孙力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反腐不等于法治,留置傅政华是杀鸡儆猴,是兔死狗烹,不是法治的胜利。”我们固然可以为一名酷吏的垮台而鼓掌,但不至于天真地认为一名酷吏的垮台就意味著天亮了。中共极权体制不变,还会有更多酷吏出现。这台绞肉机还在高速运转。

 

在十月二日傅政华被公佈受调查当天夜里,他曾任职的司法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决定。该会议达成“共识”认为,中央对傅政华的调查体现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态度”。司法部党组会议提出,“要著力汲取深刻教训”,“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严重损害了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统乃至政法系统的形象。”该会议还表示,“要著力肃清流毒影响。要把肃清傅政华流毒影响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声嘶力竭、千篇一律的表态,已然无法挽回司法部、公安部、司法行政系统乃至政法系统的形象。

如今,傅政华也成了馀毒之主体。若查考最近几年中共的官媒,会发现有一系列标题类似的报道,只是主语不断替换:薄熙来: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王立军馀毒;周永康: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薄熙来馀毒;李东生: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周永康馀毒;孟宏伟: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李东生馀毒;孙力军: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孟宏伟馀毒;傅政华:坚决支持党中央,肃清孙力军馀毒。那麽,傅政华之后还会有谁呢?习近平已经进入“散打”状态,斗争奴才如同斗争敌人。同一出剧本,还会不断上演——“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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