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栏目上次刊登和播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是中共抗战时代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中，已经介绍过了如今又被习近平重新祭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源自于所谓“南泥湾精神” ，即当时的毛泽东被王震请到南泥湾视察前后，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读罢洪振快先生2013年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一文的第二部分之后就不难发现，这 “丰衣足食”目标的实现几乎一半靠的是从抢夺和贩售大烟，再到直接由八路军内部形成种植、加工和贩售鸦片一条龙作业的所谓“大生产和边区贸易”。
如同说到当年的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广种鸦片，就不能不着重介绍王震和他当年领导的三五九旅一样，说到当时延安的“特货”（特产）即鸦片贸易，就不能不重点介绍一个熟知中共党史的人都会听说过的一个人：南汉宸。
此人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中共党史资料介绍说，他当年“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曾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
中共1949年建政的同时，正式宣布成立了自己政权的国家银行，之所以命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因为南汉宸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使用这个名字。毛泽东的回答则是：货币金融的事情汉宸说了算。
于是，这个南汉宸被毛泽东亲自指定为首任行长，故被称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1949年，中共政权发行的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当时的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中共《人民网》2015年刊登出的一篇文章《南汉宸与毛泽东》中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地召他回延安，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宸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 万余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解放后，南汉宸出任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建设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做出杰出贡献。他在财经与金融战线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
那么，这个南汉宸凭什么“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万余人的吃饭问题”呢？《南汉宸传》中有非常具体而又生动的描述。
先要说明一下，这本《南汉宸传》是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并于1993年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之所以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是因为南汉宸是山西洪洞县人。
笔者当年在陕西“公干”时听过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第一次接见南汉宸时，没等南汉宸开口就先说了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但你南汉宸是个大好人！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的《南汉宸传》的作者为邓加荣和韩小蕙。其中第254－257页中记述： “……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
“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
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或者跳崖。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
南汉宸这里说“跳崖”，是因为之前毛泽东委任他为延安大掌柜，边区财政厅厅长时对他说过：“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
南汉宸当时的所谓“栈道”，是指倒卖食盐。1943年，中共延安的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
继续《南汉宸传》中的原文描述：“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说是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
“噢, 这么严重了?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吗……。是啊, 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是呀, 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汉宸, 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 第一条, 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 第二条, 大家散伙; 第三条, 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 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 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 要向全体干部说清楚, 使大家都了解, 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 不打走鬼子, 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说服动员, 发动大家一起来讨论……。”
毛主席深入地剖析事情的成败得失和二者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路只能走第一条，想法子弄到粮、弄到钱、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在明修栈道的同时，也要想法子暗渡陈仓小道。否则，只有困死、饿死或者解散。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只能要前者，走第一条道; 而不能要后者，走第二条、第三条道。
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下，边区开始实践一条不同以往的财政获取方式。1942年，边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种特产，一方面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统一由南汉宸领导的边区财政厅向国统区和日伪区输送。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即从单一的贩毒生产发展为制毒、贩毒。
就象我们前面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那样，鸦片贸易令中共延安政权和军队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为之大喜过望的毛泽东好几次当众说了“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这里需要提醒一句，如果有读者和听众希望查找原始文字证据，一定要读《南汉宸传》而不是中国大陆上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第一位央行行长——南汉宸》。这后一本书基本全盘继承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但是特别将南汉宸当年在延安受毛泽东召见，与毛泽东长谈确认官营“土特产”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如上引述的这一部分删除。
不过，百密一疏， 2009年08月下旬，多家中国境内媒体都转载了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追忆红色理财家 解读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长文。文中通过南汉宸1949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时，亲自选定的秘书杨培新的回忆介绍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这里插一段题外话，中共建政之后的政务院大掌柜陈云当时自己向南汉宸等人透露说，他陈云早年在上海时是里弄里摆小地摊的。从地摊小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大掌柜，他陈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
另外陈培新还向采访他的记者回忆说：当年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前面引述的《南汉宸传》中已有介绍，南汉宸“临危受（毛泽东之）命”后，凭走私贩卖大烟土养活毛泽东及其延安地方割据政权的行为，在内部受到激烈反对。反对最甚的就是高司令高岗。而1950年他以央行行长身份敢于当面质问高岗，仍然也是因为他背后有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