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里持续的民营企业主导的经济范式是否已经迎来转折点？美国拜登政权为了应对气候变暖和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将投入巨额的公共资金。而在欧洲和中国，国家推动创新的情况早已是家常便饭。日本在经济产业省的内部也出现摸索恢复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荣光的趋势。
在6月上旬的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的大会上，发放了题为“（日本）经济产业政策的新机轴”的资料，在小范围内受到关注。该资料提出要明显摆脱“市场（商业）的事情交给市场（企业）、政府全力负责市场失败的善后”这一此前的职能分工，而是开始加入了不少专业人士的看法，“政府才是转变产业结构的主角”等。
“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以前显得可耻的产业政策如今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政策”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随着政府向教育和研究提供资金，成为高科技设备的主要购买者，这样就能提供决定性的支援”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国家应该借助Moonshot（将人类送上月球那样的庞大计划）成为创新的主导者” ——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在这些言论受到关注、而且被采用为现实政策的背后，存在若干必然性。首先，要达成零碳排放 (carbon zero)这样的远大目标，光靠单个企业的努力和积累是不够的，需要在国家层面注入资金。其次是沙利文等持安全保障论调者身上显得突出的观点，即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推进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在人工智能（AI）和高速通信标准“5G”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如果更加深入地观察，可以发现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也根深蒂固。因著有《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罗马教皇也对其意见产生共鸣而为人所知的马祖卡托教授强调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同时也批评指出，大型制药企业和美国苹果等部分企业贪婪地利用公共研发的成果，但并未支付适当的对价（税金等）。
马祖卡托教授之所以支持属于美国民主党最左派的参议院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是在暗示自己倾向于“企业=搭便车论”。
实际上，在往往被视为企业的“拉拉队”的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内部，对于并未按预期采取行动的经济界的不满也在积聚。围绕股东大会的该省和东芝的不恰当关系受到社会关注，但一位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吐露真心话：“不能交给民间”。日本经济产业省加强对东芝经营的参与，其契机是在该公司重建过程中实施的存储器业务的出售。
这位官员表示“此前认为东芝的存储器业务对日本来说属于宝贝，只要打一声招呼，‘经团连’（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的强有力企业就会伸出援手，能拯救‘日之丸’（日本）存储器。但是，实际上没有企业自告奋勇，民间资金完全没有动静。结果包括外资的重建基金等在内，我们想方设法构建了东芝存储器的接盘体制”。
如果民营企业缺乏冒险精神，那就只能由“官（政府）”发挥作用，或多或少的经营干预也自然被允许——这是贯穿此次东芝问题深层的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逻辑。利弊的判断交给读者，但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的焦虑并非没有道理。
接下来还是回到正题。让我们来验证一下要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国家作用很重要这一说法。如果以新冠疫苗为例，国家参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美国“9·11”恐怖事件中面临炭疽菌威胁的美国政府将传染病对策定位为安全保障的一环，一直维持优厚的资助。在新冠疫情袭来的2020年以后进一步注入巨额补贴，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疫苗实用化。这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对疫苗开发整体持消极态度形成明显对照。
推进日本国产疫苗开发的日本药企盐野义制药的社长手代木功批评称“如果出现日本固有的变异病毒，存在海外企业是否愿意为我们解决这样的不安。日本政府应该进一步大力支援国产疫苗”。
不过，就算“官”的作用很重要，但“企业”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马祖卡托教授在上述著作中主张称，从来没有像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那样被过高评价的创业者。他指出，该公司的iPhone等采用的技术创新几乎全部由美国政府旗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公共机构开发和创造。
然而，虽说研发的根本是公共机构，但作为有潜力的技术种子加以关注，与其他技术结合，打造出有吸引力的产品、服务和设计，使之在社会上广泛浸透，仅凭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力量似乎是不够的，这无疑需要乔布斯的卓越的创意。
官和民（政府和企业）哪一方是技术创新主角的讨论仍然得不出结论。但有一点，如果将两者的冒险精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则将左右国家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