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原评论文章：在中共七常委中，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都被视为共青团派的代表，两人也均曾被视为党内的改革派，与日渐左转的习近平和幕后助推的“三朝国师”王沪宁等不是一路人。
早在2018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中共官场已出现以“大海领军”（大海代指汪洋）的暗号，要推举汪洋来代习的位置。这背后可能涉及第三方政敌的放风，但至少说明汪洋在官场中有较高声望。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涉及民族、宗教、台海事务。
汪洋在体制内早有大胆的改革派之名，被认为思想较为开放。他26岁被任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7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38岁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1989年“六四”后，实际掌权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力推经济改革应对国内外压力。时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在当地发起”醒来吧，铜陵”大讨论，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与邓的想法不谋而合，中共党媒也发文吹捧”铜陵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路过安徽蚌埠，专门在迎宾馆召见汪洋，据说邓对汪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加上汪一副娃娃脸，邓戏称他为”娃娃市长”。
其后汪洋先后主政重庆和广东。在重庆，他要求新闻媒体改革对领导的报道，让读者“到二版找汪洋”。主政广东后，汪洋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中共官员。而在广东任内处理“乌坎事件”，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中共十八大上，汪洋未在呼声中入常，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对毛左派代表人物、原来的入常热门薄熙来落马后的一种政治平衡。但汪洋担任副总理主管对内对外实务，也积累了一些好名声。特别是他曾公开说：“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与中共历来至今的说法并不一致。比如去年王忠林刚到任武汉书记时，就要求陷于大疫的民众感恩党、感恩习近平，尽管受到民众批评，但却获习近平看重，已高升湖北省长。这可以对比出汪洋当年的确敢说敢为。
汪洋在中共十九大上终于得以入常，他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就是要以“和事佬”的角色，去帮中共搞统战，汪洋积累的人缘和名声资本，正好被当局予以利用。
汪洋确实被中国体制内寄予了一些希望，比如去年上半年，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写公开信给汪洋，建议他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搞一次政治协商，提出关于习近平的暂退动议，并建议以联邦制为框架，创建“中华联邦合众国”。冷杰甫在信中说，联邦制能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这封信写给汪洋，就是出于对汪还有一点信任。
不过，其实上任短短几年间，汪洋已经全然是一副紧跟党内强硬派的党国大员的姿态。无论在民族问题、香港问题上都一样。
比如，在习近平重用的酷吏陈全国在新疆大搞集中营之际，汪洋哪敢有异声？
2020年8月28日至29日，中共召开了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七常委集体亮相。习近平在会上肯定陈全国此前的治藏“功劳”，而陈全国治藏和治疆恶政一脉相承。在场的李克强和汪洋当天均当面吹捧习近平。
其中汪洋在总结讲话中更称：“习近平的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这一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纲和魂”，“各项工作都要以此为指针和标尺”。
在内蒙古，习近平强推汉语教育，目的是赤化蒙古族，但引发蒙民抗议。据官媒新华社今年4月14日消息，汪洋到内蒙古视察时就充当习的传声筒。他要当地民众“理解”习近平的民族工作指示，要加快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国家统编教材工作。
2019年以来香港的状况不断恶化，中共去年在香港强行推出《港区国安法》后，对民主人士大抓捕。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所有参选人都是所谓的“爱国者”。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在政协会议开幕时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及港澳的部分，篇幅大减，并连续第二年没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字眼，就连去年有提及的“一国两制”，今年都不见踪影。而这些治港方针正是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邓小平承诺的香港政策50年不变治港方针在习近平手上变成了香港事务北京操办的现实，汪洋是照本宣科的角色。
今年3月的整个政协会议，汪洋对习近平表忠心的动作更明显，除了开幕做报告中例行的党八股表忠领袖措辞，在3月10日闭幕讲话中他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习核心”中央周围，然后又强调政协要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
汪洋并搬出习近平于今年新春晚会提出的“三牛精神”，称政协要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汪洋的发言再一次突出中共定于一尊的政权状态。
中共全党腐败，现任党国大员谁也有一份，利益捆绑之下，随着官位达至中共最高层，在左派势力的果挟之下，汪洋这种过去的改革派也难以留存。
当然，汪洋，包括李克强的拍马表忠，也呼应了近年官场一片颂习潮，这也是其作为中共党员的党性使然，不脱离中共，什么改革派也会沦为奴才一个。在中共治下，改革根本不可能，因为要真改革就是要专制中共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