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展开新一轮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运动。美国的媒体分析人士说，美中之间的媒体拉锯战可能会持续下去，国际社会可能会看到，中国的信息环境会进一步收紧，包括对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准入的限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31日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中国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能力建设，为世界提供一个符合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声音，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北京展开新一轮国际传播攻势
实际上早在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并且斥巨资打造外宣体制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
习近平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提出，要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国际舆论揣测，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意味着北京将开展一项全政府的运动。中国的新一轮国际传播攻势，将会对美国舆论界产生何种影响？
媒体和信息技术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这种“大外宣”做法由来已久，预期中国将会持续以同样的手法行事，但是鉴于目前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未来北京显然会增强这次推动的强度。
美国非营利公共智库“海军分析中心”（CNA）高级研究员何惠芝（Heidi Holz）主要从事对中国媒体的研究。
在何惠芝看来，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开展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以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媒体环境。这场运动的范围几乎涉及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努力推广中国喜欢的叙述语言，即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
何惠芝认为，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因为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手法，以及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等因素，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的形象受到影响。作为一种应对方式，北京正在寻求加倍努力，对外去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内严格控制国内的异议和批评。
她说：“预期我们会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其目的在于积极地削弱海外、尤其是美国对北京的批评，使得这些批评人士的声音失去其合法性。”
何惠芝还分析说，国际社会还会看到中国国内信息环境的继续，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包括对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准入的额外限制。
华盛顿如何应对北京公共外交攻势
习近平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还强调，中国媒体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面对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公共外交战略，华盛顿应该怎样做才能应对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对美国之音说，要应对北京的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攻势，美国需要向全世界传播对中共当局虚假现实清晰和清醒的认识：北京的这个制度图谋向美国、世卫组织和其它国家隐瞒或混淆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信息。
埃泽尔强调，华盛顿必须努力澄清和揭露北京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对外侵犯知识产权、迫使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对内压制本国公民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做法。
“美国也应该积极努力揭露中国在其它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行为。此外，美国应该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更紧密地合作，” 埃泽尔说。
海军分析中心（CNA）高级研究员何惠芝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华盛顿必须制定出一个战略性、协调性、全政府性的策略，来应对来自北京的由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和宣传带来的挑战。
“公共外交将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这是涉及国家外交、信息、军事，以及经济等国家实力的一个更大的难题，” 何惠芝说。
根据CNA的研究，北京打造国际传播体系的运动，是一项贯穿其整个政府系统的努力，其范围涵盖甚广，包括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除了印刷、广播电视媒体之外，还包括数字媒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
CNA的研究还认为，为了应对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传播攻势，华盛顿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打算，去堵塞和解决美国在国内外的漏洞和脆弱性等问题；因为北京一直是在利用美国的这些漏洞和脆弱性，去谋求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媒体战”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华盛顿就已经开始对北京的国际传播攻势展开阻击了。
美国国务院2020年 2月18日宣布，将五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按照规定这些媒体要像外国使领馆一样，向美国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这五家媒体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后不久，中国于2020年3月18日宣布了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产信息
此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进行过几轮“媒体战”，直到去年9月份左右双方相互限制外派记者人数和工作签证，甚至相互驱逐记者。
美国舆论界密切关注，起始于特朗普时期的美中媒体大战，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拜登政府是否还要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还是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来美国驻站采访，以展示美国新闻自由的软实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珍·科特里（Jane Kirtley）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信息的自由流动正在非常不幸地被武器化；从而造成了美中两国的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而受阻，不能顺利进入对方国家工作的事件时时发生。
科特里教授说，尽管各国政府拥有合法的利益，去保护其公民免受蓄意散布的虚假信息企图的影响；但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哪些信息是“真实的”，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科特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方式是通过思想的流通市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公众能够自由地从各种角度和观点中寻求和接收信息的前提下才行得通。
“当政府试图限制其民众通过各种媒体获得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拷问：他们到底害怕什么？ 政府试图控制叙述的诱惑和冲动非常之大，但这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而且显示出对本国公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极度不信任，” 科特里说。
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何惠芝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国有媒体是国家的宣传代理人，其任务是有系统地试图使美国的政策和活动失去合法性。虽然这些中国媒体确实从事了一些事实新闻报道，但它们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应被视为真正的媒体。
“此外，我怀疑放宽对中国媒体在美国运作的限制，是否会促使北京方面采取任何对等的行动。过去几年来的趋势是，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我预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何惠芝说。
ITIF副总裁埃泽尔不赞成撤销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允许更多中国记者来美国驻站采访的建议。他认为结束美中媒体拉锯战的答案是，美国必须联合其它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去推动和倡导中国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
“而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进入美国，特别是来自中共控制或领导的新闻实体的记者，不会取得多大的效果，”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