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备受推崇的中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辞世，似乎也难以避免在其身后人们对他地位的争论。当中国官民表现出极大的敬意时，也有声音认为袁隆平被“神化”了，甚至无故辱骂这位科学家。对于这种声音，有认为在法律的尺度内规范处理，至于异见者不必理会，但也有认为那些诋毁袁隆平的人定又是“境外势力”，蓄意侮辱中国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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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势力”在中国网络上，甚至中国官方宣传话语情境中并不鲜见。它通常是指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敌视中国政治制度，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组织”，且这种力量并不虚化，甚至有列出具体的组织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
中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并不是一个虚拟或者被炒作的话题，从这个层面上看，所谓“境外势力”的确有其存在支撑，但定义模糊、内涵不清、执行主观的这一概念是否真的可以被大而化之，造成一种“境外势力”无处不在的观感？
以此次中共外宣媒体CGTN误报“袁隆平逝世”为例，有声音质疑CGTN作为外语频道有“境外势力”渗透，故意错报信息打击官方公信力。事实上，新闻媒体有时在没有核实清楚消息真实性的情况下，为了抢时效虚报新闻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但要将此上升到“境外势力”渗透的层面就显得略为阴谋论了。5月初，中国四川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引发舆论质疑官方信息不透明，在反思这场舆论危机时，“帝吧”社区的网民群体等认为该事最终演变为一场公共性社会事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还点名美国是幕后主使。所谓的“境外势力”、“颜色革命”说不仅在帝吧群体间流传，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甚至都通过社交账号发文，“绝不会允许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的和平生活”。
更早之前，中国网络上争论激烈的女权话题也被认为是有组织在网络上炒作社会话题，挑动舆论，制造对立，并称这是伺机反扑的一小撮“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与“境外势力”的勾结。
当然，造成“境外势力”无处不在观感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境外势力”本身所具有的简单化、扩大化又情绪化的倾向，其常常被轻易移植到各种社会事件当中，将社会事件政治化，将观点之争意识对立化。其二，是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官方层面发动整风运动、收紧高校教育、加强宣传领域整顿等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已然重塑了中国的舆论环境。
5月初《环球时报》总编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沈逸围绕中国如何对待一个疫情严重的邻国印度时爆发争论，彼时被戏称为中国头号“五毛”，激进民族主义者代表的环时总编竟然被警告“老胡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令舆论感叹，时代变了。多维新闻在《近思录｜中国左右之争的消失》一文中也曾谈到，“民族主义”主张的表达向中国整个社会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并与新兴的“小粉红”等爱国群体形成了互动。在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官方的主动推动下，中国社会公共舆论的空间已左转。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境外势力”说就更容易被滥用，而在互联网的集群效应下，一件简单的社会性事件也极容易被上纲上线，使得问题失焦，滑向意识之争。可但凡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处理冲突与矛盾的，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让矛盾扩大，冲突激化。曾经被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的乌坎事件如此，后来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也是如此。
当然，“境外势力”不得不防，有时它甚至是内部团结的催化剂，但“境外势力”不应被泛化与滥用，如此不仅将中间者推向对立面，不利整体统战局面，更难以以开放的姿态看外界，进而形成不健康的社会心态。面对中国社会当前的舆论现状，官方更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被舆论裹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