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总统在任这几年，尤其是后两年，针对中共的种种恶行频频出招遏制，让中共疼痛难耐亦无可奈何。因此，让拜登上台替换川普，成为北京认为可以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在北京与美国深层政府暗中合作，如愿让拜登就任新一届总统后，北京着实是欣喜了一阵。按照去年人大教授翟东升透露的中共的秘密，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缓解，华尔街又能发挥影响力了，原因是拜登是中共的“老朋友”，中共与拜登有交易等。
然而，拜登上台后迄今业已近5个月，北京希冀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拜登政府反而在中美贸易、制裁高科技企业、香港、新疆、台湾等问题上延续了川普时期的强硬政策，北京从欣喜走向恼怒，进而意识到之前的幻想不过就是幻想，而如翟东升这样曾预判中美关系会随着拜登上台有所改善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改了口。据报，4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拜登百日执政对华政策评估》报告发布与研讨会举行，与会的有刚因为视频出了风头的翟东升，以及被美国取消十年赴美签证的赵可金。报告称，通过总结梳理过去100天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认为其近2/3的举措和川普时期相比没有变化。
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在发言中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主要特征包括三点：一是防止中国（中共）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二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从川普后期开始已进入了实质化、政策化的阶段，拜登未改变其强硬基调；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并已渗透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虽然强化对华竞争、加大对华施压是两党共识，但如何设计更加有效的对华竞争政策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从这个中共外交部官员所言，可以看出目前中共当局的确已意识到拜登上台后，施压并未减弱的现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与会的翟东升一改前言，称“中美脱钩有必然性和必要性”，并给中共高层提了四点建议。一是要坚决贯彻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实现总体贸易平衡。二是要拉住美国外的第三方，确保中国科技产品在坐拥巨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占领尽可能大的国际市场。三是要认清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四是要积极大胆的开展国际合作。
经济上的双循环，即以内循环为发展主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是习近平在美国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后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过从目前看来，难以成功。就职于美国UCLA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俞伟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双循环”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中国经济严重失衡，是一个长期性、结构性的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对此，翟东升应该知晓更多。
那么，中国的科技产品是否能占据更多的国际市场呢？随着美国及其盟国加大对中共高科技企业的限制和制裁，缺少芯片以及核心技术、产品的中国产品还能扩大市场份额吗？华为的衰落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这一点，翟东升仍不会不知道。
翟东升的第三点建议貌似还可行，就是联合美国国内可以联合的力量，对“那些追随美国的嚣张小国予以干预”，只是在美国和西方业已确认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并将要追责中共的情况下，那些中共手中握有把柄的欧美权贵，真的愿意与中共合作吗？拜登政府的表现似乎给了中共一个不同的答案。
至于在气候等方面的合作，并不会改变中共当下的困局。因此，翟东升的四点建议仍不会从根本上帮助中南海解脱困境。
而在上述中共所谓专家们得出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政府2/3举措的结论前，即4月2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阎学通曾接受深圳卫视采访，就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等热点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阎学通的主要观点是：一、中方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只能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不能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二、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在排斥中国（中共），其给中国（中共）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川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推行的政策，阎学通定义为“俱乐部化战略”，并指其非常符合自己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的观点。
显然，与人大那场研讨会与会者的观点近似，阎学通也并不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反而认为拜登带来的国际压力远远大于川普时期，原因在于拜登关注了美国盟友的利益。事实上，笔者认为，早在川普时期，就已经开始在联合自己的盟友对抗中共，只不过当时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一方面对川普存在偏见，一方面还没有认清中共的邪恶，因此态度并不积极。
新任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基里诺（John Aquilino）将于5月下旬访日与防长岸信夫会晤，以应对中共对台湾造成的军事威胁。(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这场造成几亿人感染、几百万人死亡的席卷全球的中共病毒，以及背后隐藏的中共野心，让美国的西方盟友们意识到了与美国加强联盟、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刚刚结束的G7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就是美欧决意联合对付中共的宣言。这也说明，拜登政府在外交方面仍在承袭川普时期的政策。
意识到了中共正面临世界最强国家间的联合“反共”的局面，阎学通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开放，特别是在加大引进来方面的开放，允许外国企业资金、人员、技术、思想进入中国，中国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应该说，这是一个中南海在当下无法实现的目标。首先，中共在全球形象随着病毒的扩散已然是更加恶劣，中共偷盗知识产权的恶名也为众多外国企业厌恶，而且美欧与中共贸易脱钩正在进行时，即便中共想加大开发力度，又有多少资金、人员、技术愿意进入中国呢？
其次，内外交困下，中共对内钳制远超以往，一个个民营企业家被割韭菜，一个个敢言的知识分子被消声，文革言论不断出现，让国人感觉一片肃杀。如果加大开放力度，中共就必须在言论、互联网等方面有所放松，但这可能吗？
换言之，阎学通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难以实行的，这一点其本人大概也是心知肚明的，若与其十年前开出的药方对比，更能看出一些端倪。
2011年底，阎学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中，提出了“道义对塑造各种政治势力的国际竞争并决定谁胜谁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观点，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不施仁政的国家必将覆灭”，“民心所向将决定谁将最后胜出”。
他当时给中共开出了另外三个药方：一、在国内实行仁政，即“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二、向它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中美间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施行比美国更有质量的“仁政”。此外，中国还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三、政治上，中国应该从德治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政府的重要职位需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而不能只看他们的专业和行政能力。
十年走过，阎学通的三个药方中共没有一个使用，其对国人、人性、文化的摧残依旧在持续，国人怨声载道，对中共是切齿痛恨，其众多用金钱利益买来的老朋友也一个个与其渐行渐远。两相对照，阎学通当下给出的方案敷衍采访者的成分更多，其背后折射的应该是其深深的失望。不知阎教授是否明白，以暴力起家、信奉“假、恶、暴”的中共，是完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不相容的，又如何能施行仁政？如何会选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治国呢？！
孟子曾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就是说，要想取得天下，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政权，中共专家们再怎么支招，都不会让中共摆脱困境，摆脱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因为其本质决定了它绝不会改弦更张。阎学通那句“民心所向将决定谁将最后胜出”其实就在预言中共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