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苦不堪言。以东京、大阪、京都、兵库4个都府县为对象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原定于5月11日到期，最后不得不延长期限。
尽管日本的每千人病床数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但目前却处于医疗窘迫状态。疫苗接种率也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新冠疫情袭击全球已有约1年时间。目前这样的状况不仅说明日本的医疗和卫生体制有短板，而且意味着国家体制存在弊端。
弊端就是仅以和平时期为前提的体制，到了战备状态也无法转换“开关”。日本这趟“列车”是单轨，而不是双轨。
美国和英国最初曾因抗疫不力，导致很多人死亡。但后来建立了应对紧急情况的体制，并在疫苗接种方面走在了前面。
以色列平时就处于战备状态，此次疫情甚至动用了军队确保疫苗。同样状态的台湾采用了根据手机信息来追踪感染者行动的系统。
而日本的机制在所有方面都缺乏战备意识。措施也没有法律强制力，政府只能“请求”民众不要外出或停止营业，这样的现状就是其真实写照。
二战结束后，也有在美军保护下的原因，日本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保持和平时期体制。出于对先前战争的强烈反省，国家一直努力避免拥有过多权力。
如果今后也能这样渡过，那当然再好不过。但遗憾的是，新冠疫情危机反映出了日本模式的脆弱性。
统治并不等于强化危机应对能力
尽管如此，但并意味着主张应该在紧急情况下限制私权，建立由国家加强统治的体制，而是恰恰相反。原因是在不改正根本性弊端的情况下，就赋予政府统治工具，也无法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战事不断，先是甲午战争，后是日俄战争。日本还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在此期间，国家加强了社会统治。那么，危机应对能力是否因此而提高了呢？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与大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1941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国家濒临灭亡。
那么，鉴于这样的教训，日本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呢？向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人员请教，指出日本二战前及二战时，和目前的国家运营至少有3个共同弊端。
第一是没有明确制定战略优先顺序，总是采取临阵磨枪式应对措施。中日战争也是如此。到底以什么为目标，终点在哪里呢？在政府方针不明确的情况下，战争愈演愈烈，也没有获得国民的充分支持。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井上寿一指出：“1937年，为鼓舞斗志，日本政府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加强统治。但是，由于不清楚侵华战争的目的，日本国民并不支持。虽然说不上反战，但大正天皇祭等日子的国旗升旗率仅2成左右。这种情况一直到战败都没有改变”。
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新冠疫情防控跟当年如出一辙。井上寿一指出“控制疫情、保持经济、举办东京奥运会……。由于不明确最优先做什么，再三的紧急事态宣言形成惰性，国民也不再配合”。
优先顺序不确定的一个原因就是长久存在的组织条块分割的弊端。这是第二个弊端。疫苗接种、PCR检测、确保新冠病床，处处滞后，“元凶之一就是省厅之间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合作”（日本政府相关人员）。
就拿疫苗来说，接种归厚生劳动省管，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归总务省负责，运输归国土交通省负责。虽然由各省厅分管这一点跟欧美一样，但日本欠缺紧急情况下的协调能力。
战中和战时的条块分割更加严重。陆军与海军争夺预算和物资，两军内的派閥斗争也一直持续。外务省内也分为英米派和轴心派。因此，国策不可能确定。日本帝京大学教授筒井清忠指出：“日本在战前重视军事专业性，培养军人精英，陆军的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很难培养出战争知识丰富、拥有广阔视野的人才，助长了军队的条块分割体制。现在虽然也有很多医疗和防疫专家，但缺乏能冷静判断整体情况并调整政策的领袖人物，跟战前的体质一样”。
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
第三个弊端是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日本似乎不擅长做最坏的打算，就拿二战来说，日本向美国发起了胜算很小的战争，但没有制定明确的终战目标。
由于2009年出现了新型流感，日本政府的统括会议第二年提出了应对感染大流行的建议。措施包括保健所、PCR检测及强化疫苗开发等，但一直搁置没有落实。
在上届安倍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的兼原信克说：“在应对频发的地震及台风等灾害方面，日本建立了世界最高水平的体制，而应对疫情大流行却没有做好准备。更严重的是战争风险，日本对威胁视而不见，基本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危机管理体制”。
从偷袭珍珠港到今年已有80年。新冠疫情危机凸显出日本滞后体制的弊端。如果现在不改善，将来可能会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