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

历史真是是个矛盾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候又说“历史会为证明一切”。

或许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矛盾的,时而好,时而坏,时而充满力量,时而软弱不堪,历史究竟会不会为你证明一切,可能是要看运气的。

这么看来,徐继畲应该是幸运的,他虽然被骂作汉奸,但历史证明了他的伟大。

无人与我立黄昏

每个人都曾渴望自己会成为伟大的人,可是看着那些伟人的传记,却发现他们往往有非常不幸而辛苦的过去,甚至不如一场平平淡淡的人生来的幸福。一时想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因为不幸而伟大,还是因为伟大而不幸?

如今的集合论成为了现代数学的基石,可它的创立人康托,活着的时候却因此饱受嘲笑,以致于精神失常,在精神病院落魄去世。

50多岁的塞万提斯才开始创作《堂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骑士形象永远铭刻在文学中,但是这本巨著并没有获得当时文学界的认可——“上不得大雅之堂的闲书。”塞万提斯终究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1998年6月29日,到访中国的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北大做了一个演讲,其中提到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20年后的今天,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不知道那件事情。

克林顿在他的演讲中说了这么两段话: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可以看到我们的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在这个大碑旁边还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徐继畲出生在乾隆六十年,那是清朝的最后一段余晖。随着他长大成人,清朝也在向毁灭的终点踟蹰而行。

1826年,他朝考第一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时,距离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还有14年。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珍贵,对历史却毫无意义。当鸦片战争结束4年后,徐继畲在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的交谈里,第一次知道了大洋彼岸的世界。

知道原来有一种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指引着一批人,进行着和清朝截然不同的事,创立着截然不同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哪怕不愿承认,可他发自心里的觉得,这些思想是更先进的。一个人可以欺骗世界一辈子,却不能欺骗自己一生,总有哪个瞬间,他会看穿自己的层层伪装,看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的谎言下的真相。

从1844到1848年,五年时间,数易其稿,徐继畲写成了《瀛寰志略》。陈三立曾写诗:“英雄自有无穷世,起看瀛寰举一卮。”瀛寰也就是世界。

在那个被坚船利炮强开国门的时代,无论是《瀛寰志略》也好,还是《海国图志》也好,都是在睁开眼睛探望着这个翻天覆地的世界。可是他们的命运也是相似的,都没有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

此书一问世便陷入混乱纷争的泥潭之中,政敌攻讦,断章取义,引来一片非议,甚至他的朋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

或许这也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并没有真正把清朝打醒,人们依旧抱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把通商看做对蛮夷的恩赐,颇有些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味。

和《瀛寰志略》遭受污名一样的,还有徐继畲(音she)本人。

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畲面对着手持《南京条约》的英国人,虽然和当地士绅一样,都想赶走赖在神光寺里的人,但是两者想采取的办法却有些差别,士绅认为当地政府应当像广东一样,强硬地将两名英国人驱逐出去。

神光寺

可是徐继畲本人是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自然深知英国的实力,于是他决定采用一种温和的办法——不仅不和其续约,而且不准百姓为其看病、修缮房屋,双管齐下,使其不得不搬离。

这一办法最终奏效,两名英国人很快便搬走了,可还是引来百姓的不满——懦弱不堪,有损国荣,人们怒斥他为卖国贼、走狗汉奸。于是,徐继畲不得不被降职为太仆寺少卿。

不知道当时的徐继畲会是什么心情,会不会感到孤立无援、孑孓孤立。也不知道假如他能看到沈复所写的:“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会不会有种无人与我立黄昏的悲凉感。

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纪念塔自然是为了纪念华盛顿,大概这座塔也像华盛顿一样追求自由与包容,它内嵌着来自世界各地的188块石碑。

其中有一块来自清政府,碑文是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评价:“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换句话说,徐继畲是美国总统纪念碑里唯一的中国人。

徐继畲对华盛顿的推崇不止是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欣赏,也更可能是一种羡慕和渴望。他似乎清晰地预见到美国制度的优先性。与之相比,清朝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秦朝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却从未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就好像别人已经开上了汽车,你还在考虑假如给自行车的链子多上些润滑油,会不会骑得快一点。

虽然清朝的腐朽已经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但并不妨碍当时还是有那么一批人,有着惊人的历史洞察力,从那些蛛丝马迹中洞察着几十年后的世界。

历史也证明他们所见非虚,清朝最终在落后中死去,以至于整个中国的近代史都是在战火中追赶的历史,甚至更极端点猜想。

假如不是中国近代涌现出的那些多智近妖的人,中国究竟能不能在清朝的废墟中站起来还两说呢。

艰难苦恨繁霜鬓

我们仔细端详徐继畲的雕像,大抵能从他疲惫的眼角里看到历史的沉重,也能从他坚韧的眼光里看到不甘的决心。他就站在那里,任凭来自未来的寒风吹拂其他缕缕胡须,在他眉间刻下又深又重的痕迹。

看得久了,就会觉得自己看的不是雕像,好像把它当做跳板看见了历史里的徐继畲——他在奋笔疾书,他在埋头苦思,他在鸦片战争后失魂落魄,他在和雅裨理的交谈里欣喜若狂,直到他所有的身影都汇聚在一起,变成了真正的徐继畲。

艰难苦恨繁霜鬓,也或许正是这些苦恨的重量,让他的身影比雕像还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不幸导致了伟大的命运,还是伟大导致了不幸的命运?

或许世间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定论,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幸成就不了伟大,它可能是个助推剂,但绝不是真正的动力。虽然只有痛苦才能使人成长,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在痛苦里成长。

老话说:“人这一生,三盛九衰。”假设不幸就能使人伟大,那么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幸的时候多一点,也就都应该比现在更伟大一点,可是,

有几个人敢安心的接受伟大一词套在自己的头上?

那么,或许伟大导致了不幸是有些道理的,毕竟伟大意味着比所有人都要更超越时代一点,虽然列宁说没有人可以超越时代,但只要领先一点,放在历史中看,就是领先了一大截。

人们自称为万物之灵长,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理智,千万年进化留下的动物本能依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不合群的狼很难活下去,不合群的人也自然多遭受些磨难,哪怕你并不是不合群,只是别人以为罢了。

伟大的人自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与此相应,也必然有着和世人不同的视角和姿势来看待世界,他们对世界的描述违反人类的直觉,但又让人感到这似乎是真的。

这是一种恐惧,大部分人并不喜欢自己的过去是生活在一种错觉里,可是他们无法解除这种恐惧,那就只有一种办法,解决制造恐惧的人,于是这些伟大的人自然更容易遭受不幸。

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终究可以摆脱这一诅咒,但是在漫长的未来里,恐怕都会是这样,这么看来,英雄史观还是有其正确的地方的。

希望以后如徐继畲、康托、塞万提斯一般蒙受不幸的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