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文章：近日，美国商务部旗下工业安全局发布将中国三家公司以及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er）的四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在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向它们出口技术。新增加的七家实体为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Sunway Microelectronics、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七家实体“参与了建造超级计算机，并用于中国军方行动，可能加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或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在涉及与美国的商业往来中，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公司在申请从美国供应商获得产品许可时，将面临严格审查。
超级计算机（超算）是工业4.0的核心要素之一，常用于需要大量运算的复杂系统工程，是一国工业综合能力的标志，可运用在天气预测、运算化学、天体物理模拟、飞机风洞模拟等领域。超算在军用领域使用非常广，涉及密码设置与破译、情报监听与获取、军事仿真、气象武器甚至模拟核爆数据与战争毁伤预测等。此外，在智能弹药、信号处理、导弹打击与拦截、超高速飞行器、火力布设上，超算亦有其用武之地。
超算的研发源于战争尤其是核武器开发涉及的海量运算需要。美国是超算设计的鼻祖。1942年爱荷华州立大学研制的“Atanasoff–Berry Computer”（ABC），浮点运算速度为30ops。进入21世纪，橡树岭国家实验室2009年研发的“ORNL 美洲虎”，运算速度是1.759 PFLOPS。2011年，中国国有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通过收购小型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得以形成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渠道，这在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界激起了极大的讨论。目前，中国在2013年由广州超算中心研制的“天河二号”速度为33.86 PFLOPS；无锡国家超算中心在2016年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运算速度是93.01 PFLOPS。从单体运算速度来看，依然无法与美国能源部所属的“高峰”型号超算相比，其运算速度是122.3 PFLPOS。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理化学研究所RIKEN计算机科学中心（R-CCS）在2020年研制的“富岳”超算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415.53 PFLPOS。由此看，尽管中国在不停地发展超算能力，但与美日两国的差距依然明显。这就像极限函数，存在无限接近但尚未超越。
冲突依然在科技领域。美国长期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并对美国在华子公司实施强制“技术换市场”。目前，在所有可能获得战略资产及战略优势技术的领域，美国积极对中国设防，对有潜质的中国跨国公司实施“预防性打击”。从1990年中航工业收购美飞机制造企业“玛姆科”遇阻，到三一重工被禁止在美国海军基地旁开设风力发电厂，再到美国对华为实施芯片禁运和全球制裁。这表明美国在“军民两用技术”上的对华脱钩趋势越发明显。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包含武力威慑、外交结盟、经济防卫、制裁、秘密行动等诸多要素。与一般性强国相比，美国政治精英更加擅长设计中长期战略。在涉及“军民两用”核心技术上，美国政府奉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有完善的保密逻辑，保密文化。在应对外国技术投资贸易上，美国有众多的行政、执法、司法和情报机构参与对涉外经贸的审查管理和监督。这包含财政部旗下CFIUS、司法部反垄断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安全局，主导制裁的海外资产办公室、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美中贸易委员会等；在立法上包括Byrd Amendment、FINSA、FIRRMA等预防和审查“国家主导型投资”的法案；在司法裁决上包含了华为、字节跳动等判例。在金融上，中国跨国公司的上市融资还会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干预。此外，各议员都有权从各自所属专业委员会的角度对中国投资进行描述、解释、质疑，并要求听证以扩大对外资商业活动的介入干预。而众多对中国“军民两用”工业企业的打击会被设计成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以求大概率通过。这些静态的法律和动态的人为干预给中国对美“两用技术”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政治风险。
历史上美苏集团冷战的一大特点在于美国对苏联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禁运”和禁止交易。双方围绕获取军事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攻防战。可以说所谓的“铁幕”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铁幕”也是“军民两用技术”隔离的“铁幕”。技术相对弱势的苏联方不得不发展出庞大的情报和技术间谍部门，通过收买、策反、布置移民、渗透北约国家等手段来实现技术的升级。美苏争霸始终伴随着对两用技术制高点的争夺。
尽管中美难以定论已处于“冷战”状态。但中美建交后美国从老布什政府开始对中国技术领域的制裁封锁一直延续至今，这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的连贯性，背后是美国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性设计。美国政治精英深刻地明白高科技尤其是战略性军事技术在维持国家竞争优势上的作用。牢牢地掌控核心技术，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安全力量主导反工业间谍，竞争国将难以实现关键技术的获取。美国一向担忧中国工业的“反向科研能力”，即通过购买样品样机来实现“解剖”，再进行模仿和工业设计升级。如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力图通过贸易和技术防范收紧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任何可能。
超算是先进“军民两用”的拔尖技术。美国政府系统性地对中国工业技术设防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而升华于川普时期。目前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防范以及对美国可能被“赶超”的担忧信号越发明显，因此拜登政府显然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去降低这种对华警惕。目前，通过直接投资获取技术的渠道因为FIRRMA的存在而被收窄，贸易渠道因为制裁和美国技术出口限制而基本瓦解，个别具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如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航工业、字节跳动等，则受到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和威胁。美国政府甚至规定私人、政府基金不得从事对这些公司股票以及关联基金的投资。美国联邦政府积极调动各类要素，积极协调盟友共同进行，国会在立法上积极弥补规范漏洞，力图筑好紧密的“铁桶”。
4月8日，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长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和价值观”。法案的提出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的只是时机和具体议员，必然的是美国成熟的“技术保密制度”和“反工业间谍”的规范以及“对华中长期战略”的综合作用使然。
一场没有正式官宣的“铁幕”正在徐徐降临，一边是美国所坚持的经典现实主义实力政治游戏规则，在全球进行政治动员以抵制和对冲中国发展带来的竞争；另一边是正在崛起且在美国面前公开表现地“桀骜不驯”，力图构建商业互联互通以求获取战略要素的中国。这不可避免地刺激美国敏感的安全神经。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攻防通过技术及产品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影响辐射全球。一个是善于拉拢盟友娴熟于制裁的美国，一个是善于以经济手段分化美国盟友，经济实力强劲并积极团结世界边缘国家的中国，激烈的竞争已经开启。
对中国超算的商贸制裁，反映的是美国的保密制以及对华安全战略的外化。在两国关系的进化中，中美走到了以“军民两用技术”划线的新阶段。各种信号都表明，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上的商业融合几无可能。中国要放弃对美的先进技术幻想，相应地在贸易设计、投资方向、融资对象、商业模式上都要做足长远的求变、应变、谋势、造势再创新的打算。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