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现实直到最后一刻
在我们一家人慌忙前往机场时，由于最后时刻才收拾行李，时间已经有些晚且我们毫无准备，便衣警察在我们家外面便注视着我们，他们之后跟随我们到了机场，一路尾随至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
与他们的惯常做法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中国的宣传机器都在极力否认我在中国面临任何风险，而同时他们的做法也让这些风险变得十分明显。
“外交部称他们没有意识到沙磊受到威胁，”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称，“除了他可能会因他诽谤性的报道而被在新疆的个体起诉。”
这种声明的寒蝉效应在于其法院系统的现实。与媒体一样，法院系统作为共产党的延伸部分运作，独立司法的理念被驳斥为“错误的西方观念”。
中国外交部的攻击一直在持续，本周四，他们利用每日记者会的发言台来批判其所谓的BBC的“假新闻”。
外交部播放了我们最近与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进行的采访中的一个视频片段，有关大众在新疆运营一家汽车厂的决定，外交部称这是那种“会引起中国人民愤怒的报道”。
由于长期被禁播，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看不到我们任何报道的，所以这种说法自然不太可能。
但尽管所有这些使得我的派驻工作在焦虑和不安中走向尾声，值得我们记住的是，我只是近年来一长串离开中国的外国媒体的最近一例。
而这也是中国就理念与信息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更大型战役的一部分。
图像加注文字，沙磊（图中人物）及其团队在2020年末一次前往新疆的途中被跟踪，他们拍摄的画面也被删除。
媒体成为战场
“经济自由创造自由的习惯，”在一场敦促世界贸易组织（WTO）接受中国加入的演讲中，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曾这样表示。
“而自由的习惯会创造对民主的期待，”他继续说道。
在我2012年第一次开始在中国工作时，这种认为更加富足的中国也会变得更加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假设，还时常可以在有关中国的新闻分析和学术讨论中听到。
但在我抵达的那年，一个新的变化使得这种预言变得看上去极其天真。习近平被任命担任中国最有权力的职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虽然近年来全球贸易模式的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地给中国带来了改变，在这里掀起了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旋风，但是，那些对民主的期待却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遥远。
习主席利用中国已经极其严格的政治系统加强了对社会几乎每个方面的控制，他的任期如今已经没有期限，在他掌权10年后，媒体版图成为了决定性的战场。
“九号文件”在报道中被称作是一次高层泄露事件，文件中在早期便明确了那场斗争的主要目标：“西方价值观”，包括新闻自由。
而BBC的经历显示，任何外国媒体，如果揭露关于新疆局势真相，质疑中国对新冠病毒及其源头处理方式，或让中国对香港的专制计划的反对者发声，如今都绝对会被攻击。
破坏民主辩论
然而，在我离开后中国宣传攻击仍在继续的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外文社交媒体网络被广泛使用，用来放大他们的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驻中国的外国媒体空间不断缩小的时候，中共一直在他们的海外媒体战略上投入巨额资金，对自由及开放媒体容易触及的优势加以充分利用。
在拒绝让他们自己的公民使用这些外文平台的同时，其“战狼”外交官们发动起愤怒的推特风暴，猛烈抨击外国的报道，正如这份来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国际网络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的报告显示，他们使用密集、协调一致的策略，横跨多个平台。
在境外，国有媒体宣传工作者可以发表及发布他们的内容，不受任何限制，但在境内，中国无情地禁止独立报道，审查外国电视广播及网站，并阻拦外国记者加入该国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
在这种背景下，我的离开可以被视作是一场正在成形的、高度不对称的针对理念控制权的斗争中的一小部分。
对于良好且准确的信息的自由流动来说，其前景并不乐观。
日渐萎缩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权限将会破坏我们理解中国真正发生的当下的能力，与此同时，它正在利用自由媒体机制的力量在各个地方破坏民主的辩论。
通往真相的足迹
尽管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且布什总统预言成真的信念也早已蒸发不见，但我们仍有一些希望。
最近几年来，尽管中国以“虚假”为由对其不屑一顾，但大部分关于新疆真正正在发生事情的揭露，是建立在其自己内部文件和宣传报告基础之上的。
在大规模监禁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一个现代数字超级大国无法在网络上不留痕迹，而发掘这些足迹的重要新闻工作将继续在远处进行。
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如今被迫在台北、亚洲其他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报道中国，我如今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当然，尽管在人数上越来越少，但在驻中国的外国新闻集团中，仍有勇敢且坚定的成员，他们仍在致力于进行报道。
最引人瞩目的是，在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之下，还有少数非凡的中国公民，他们冒着巨大的人身危险，设法绕开审查，做着所有地方新闻业最重要的工作——以他们自己的话语讲述他们国家的故事。
关于武汉封城早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这些公民记者，这些人如今正在为这份勇敢付出代价。
我得以把那些便衣警察留在北京一家机场的出境大厅，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与他们打交道。
在这场关于理念的新的全球斗争中，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在讲出真相这件事上持续面临最大风险的人，是中国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