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民族 — 敌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列奥・史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先驱 Theodor Herzl
“台湾的政治发展即将进入民主运动更为茁壮的全新阶段。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所有支持民主的人都在哀伤。” —吴乃德《台湾最好的时刻 — 民族记忆美丽岛》
一、小的召唤
2019 年运动正酣，笔者身处港铁车厢。几名叔伯旁若无人地调侃，谓要实弹射杀抗争者才恰当，笔者忍无可忍，说儒家都接受武王伐纣，要求他们反驳。
不意当众面临挑战，几名叔伯懵了，一度不知所措，一名阿叔叫笔者“读多啲书”。
碰巧笔者手上拿著的，就是赫绪曼的经典《叛离、抗议与忠诚》，车厢内所有乘客都听著笔者絮絮引介赫绪曼的生平（都是现炒现卖吴介民和张铁志先生引介的馀唾）：
德国长大的他负笈 LSE 师从海耶克，但为对抗法西斯他毅然辍学驰援西班牙内战。那些西班牙人与他非亲非故，但他决定生死以赴，“我没办法只是坐在那边旁观，什么事都不做。”
纳粹攻陷法国，赫绪曼转赴当地营救犹太人逃亡。没有文献证明他与鄂兰有旧，但鄂兰正是受惠者之一，兴许没有赫绪曼，今人便无缘读到《极权主义的起源》。最终赫绪曼与同仁救出两千多名犹太人和异见者幸免于难。
纳粹终于盯上他，他徒步翻越庇里牛斯山去法赴美（就是《仙乐飘飘处处闻》一家人的逃亡路线），攀上人生另一个高峰。
作为一个被学术耽误的 007，赫绪曼只能在不见经传的意大利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战后到南美闯荡。但他有的是真才实学，遗珠终于放光，历任耶鲁、哈彿、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下《叛离、抗议与忠诚》等不朽著作。
笔者告诉几名阿伯，他们为政权作伥之说，赫绪曼在《反动的修辞》早就算无遗策，可以到公共图书馆看。车厢一片静谧。几名阿伯其实不懂笔者说啥，只不过给赫绪曼的背景唬倒。他们讪讪地不再大放厥辞，嘟嘟嚷嚷打圆场。
朋友素知笔者不以言辞见长，那是笔者平生首次“KO”对手，似获赫绪曼在天之灵保佑。
这件小事微不足道，背后却有心意相通。我们都曾感受过召唤，有些时候需要挺身而出。当时车厢上有几名中学生，笔者希望将赫绪曼立身行道的种子传递给他们。
回顾赫绪曼的人生根本是疯狂，一旦战死沙场，他在图书馆的名著就会永远失踪。可以想像他冒险去西班牙、冒险当特务时，在乎他的人都会竭力拦阻，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撇下羁绊，挽救世道免于沦亡。
暴政之下之亡魂已经太多，真正爱这片土地的付出，不是要多一个人扬名立万，而是要少一个极权国家。
当日笔者在沙田站下车，不知后事如何。但愿几名叔伯已接种科兴疫苗，祝他们一路平安。
二、去留两难
赫绪曼在《叛离、抗议与忠诚》批评佛利民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太强调市场依赖选择（叛离）来运作，忽略市场还有抗议与忠诚的选项。
他解释市场其实难以查明品牌流失客户的原因。比如薯片的市场非常开放，品牌数以百计，一间薯片公司不会因为数百顾客转投其他薯片（叛离）而感到压力，从而发奋图强改善产品。
反观一些不易另投的产品（汽车等高档消费、运输等公共服务），消费者更倾向以投诉（抗议）解决问题，此举更有效督促生产者改进，时或更胜于鼓励“叛离”的放任市场。
赫绪曼笔锋一转，将经济学的洞察应用于政治学：专制政权是故意迫异见者去国。因为“国家”正属于不易“叛离”的市场，人民倾向用“抗议”来要求国家进步。政权的因应之道，就是通过严刑提高“抗议”的成本，迫使异见者选择“叛离”，从而纾解改革压力，“保外就医”就是行之有效的惯技。
异见者因而陷入去留的两难困境：我们不能奢求所有人都当烈士；但离去又正中政权下怀。
吴先生在《台湾最好的时刻》提到许信良原是民主运动数一数二的领袖，但在美丽岛镇压前出走，失诸交臂，从此成为民主运动的边缘人。
何去何从成为我们良心永远的负疚，离开的人为留下的人内疚；留下的人为坐监的人内疚；坐监的人为记挂的人内疚。
唯有香港得到解救，否则我们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在香港某处被抹掉的涂鸦，油漆背后的标语是 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
三、一起受苦
政权执意将 47 被名通通交给苏惠德把关，致令保释聆讯成为五日马拉松，首日提堂更破天荒通宵，至凌晨 2:45 方休，当苏惠德离开，众律师鼓掌良久。
就在首日漫长审讯，笔者从朝早排队开始一口气看完《台湾最好的时刻》，原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国安都有清晨六点抓人的共同嗜好。吴先生在结语引述勒南的名文〈民族是什么〉，强调苦难比幸福更能团结一个民族。
掩卷之际已届夜深，但审讯还未结束。休庭后笔者要问长辈借钱坐的士回家，睡一个小时再回法院排队。
每天清早数以百计的人都在西九法院外排队，人龙以接迭的方式盘绕，每当有机会上前，就会和相熟的人再碰面，互相点头示意。本来不认识的人每日相见，都开始认到对方样子。
有对小孩每天都来法院，妈妈解释他俩曾当过长毛（梁国雄）的义工，是孩子主动想来旁听，为母不过是成全。
排队时几名“旁听师”分享心得，有的担心不知名手足遭冷待，优先旁听非公众人物的审讯；有的选择连去两处法庭，将勤补拙，大细无遗。一位师奶不无自豪地说，她已去过全港所有法院。
年轻人与老人家一起在西九法院外排队。前主教陈日君枢机和民众一起排队。
有对小孩每天都来法院，妈妈解释他俩曾当过长毛（梁国雄）的义工，是孩子主动想来旁听，为母不过是成全。
被告数目太多，正审庭的位置都分给被告和代表律师，依然有很多律师要站立。所有排队旁听的市民和记者都要到副庭看电视直播。
旁听席远远不够，每位被告的家属只能分到一张筹，其他家人都要和我们一起排队，他们唯有反复“接更”，一人去楼上法庭，另一人回来继续排队，身旁一对老夫妇便这样轮流去看子女。
一天身在副庭，一个儿子搀扶著颤巍的老父凑近电视，向父亲指出电视上的一点就是被告。笔者很想，很想去问他们的是谁的家人，但终究按捺自己，不想，不想再做这类访问。但有一刻终于按捺不住，上前和一被告的太太握手。
很多人在法庭守候全日也拿不到一张筹，其实他们只求等到夜晚休庭，送别押返羁留所的被告。通宵审讯的翌日，一位女士排在我身后，清晨五点她才回家小憩，闹钟响过两次，第一次她按掉了，第二次终于挣扎到起身，因为她想起没有床褥的 47 人，“我冇资格继续瞓。”
原来昨晚休庭后她去到一处离法院很远的路口，终于没有警察阻拦，但她也是孑然一身。她坚持等到囚车驶过，鼓起勇气对著开路的交通警，一个人亮起手机灯。
原来她就是将十二芒星送给何桂蓝的人。最后一日聆讯下雨，却没空看天气报告，临到法院才张罗缩骨遮，担搁了些时候，因而向隅旁听。只穿一件 T-shirt 的自己不断发抖，一位朋友脱下身上外套借给笔者，她正在读 Elisabeth Elliot 的《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
笔者仍未交还那件外套。我们互相皆觉亏欠，因为彼此视为同胞，留下的心债唯有用承担去偿还。
朋友正在读 Elisabeth Elliot 的《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并脱下图中所见的外套借给笔者御寒。时至今日这件外套仍然在家，仍未有机会归还。
四、苦难埋下希望的种子
1980 年的美丽岛大审一度将台湾的异见者一网打尽，另一边厢波共则以戒严等峻法将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悉数拘捕。当年两地都陷于绝望的愁云惨雾，但后人回望历史才明白祸福相倚，苦难埋下希望的种子。
政权的镇压到头来变相“助攻”，促成“戆捻柒鸠”的加速。
1）“戆”：
只要政权不敢判 47 人终身监禁，只会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催生烈士，进而栽培出新一代领袖（数人已通过考验隐隐冒起）。诚如美丽岛的受审者，47 人简直就是香港重光后新政府的内阁名单。
过去我们对诺贝尔和平奖从不寄厚望，但现在黄之锋与戴耀廷等距此荣耀愈来愈近。1982 年华里沙获释，翌年便旋获和平奖，成为波兰民主运动苦尽甘来的新章。
2）“捻”：
马丁路德金说过：
“ Direct action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work in the courts and the halls of government… Indeed, direct action and legal action complement one another; when skillfully employed, each becomes more effective. ”
本来街头线、议会线、国际线都在政权镇压下奄奄一息，难有作为。政权却提供一条新的法庭战线，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宣传。
吴先生也提到当年蒋经国活在自己营造的民意中，同样误判形势，以为美丽岛大审可收以儆效尤的威慑之效，结果适得其反。
尽管民众对武力抗争意见纷纭，但初选从来是合法的和平运动，笔者观察到大审获得跨阶层的全民同情。若干被告已意识到审讯是重要战场，他们的陈辞不仅为了开释自己，更加是为了香港奋斗。
西九法院外排队的市民举起五一手势。
3）“柒”：
由于选举必须争位，争位难免树敌，政权一向善用分化的统战技俩，以选举为诱饵，排挤激进派，拉拢温和派。不同派系便会闹得不可开交。由清未立宪派与革命派交恶，到香港温和派和抗争派失和，人性使然概莫能外。
本来温和派与抗争派已就立会过半的方略、总辞与否等议题渐生芥蒂，势若水火。
倘若政权不篡改选举，沿用过去拉帮结派，只许温和派入闸，悉数 DQ 抗争派，既可杜绝 35+，也能撺掇各派为应否杯葛选举反目成仇，运动难逃式微，势将分崩。
但绝对权力导致彻底蒙敝，政权舍易取难，硬是要无分派系聚而歼之，以为斩草除根，却变相造就民主运动的空前团结。
就算笔者对若干被告的自辩有所保留，朋友都力劝要相忍为港，捐弃前嫌，笔者释然。哪怕甘地再世，孟德拉复生，面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夙怨都会力不从心。但现在温和派与抗争派都在犯人栏内有讲有笑，不同支持者都向他们打气，政权就是做到前无古人的成就。
4）“鸠”：
吴先生解释菲律宾的民主运动怎样影响台湾，曾引述阿基诺夫人的话：“我们不能用武力对抗马可斯，因为他有太多武力。我们不能用金钱和他对抗，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唯一能用来和他对抗的是道德。”
本来经过 7.21、8.31、10.1 后，民主运动已再无可以企及的标志事件。但 2.28 大抓捕与随后初选大审却成为时代甚焦点甚至历史大事。
无中生有的国安法表面上是审判 47 人，但实质是审判所有争取民主的香港人民，不过由 47 人代为承受。内疚的情愫令大家同仇敌忾，缔结出新的政治社群。
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释身份认同可以“两栖”甚至多变，转换来自时代需要或人为建构。建构民族的最大动力莫过于压迫，政权的如意算盘是藉镇压消灭港独，结果却加速壮大香港民族。这种反国家征服的民族主义（antistate nationalism）常见于国家边缘的族群。
站在胜利者那边抑或站在失败者那边，反映了人格高下，正义感让我们与受难者同负一轭。一个新生命在西九法院诞生，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会长期于蛰伏于我们的心，但当时机成熟便会重见天日。
终审法院正门前一条电灯柱，还留下一张反送中运动时的贴纸，尽管饱历风雨但字词仍依稀可见。
五、秘密的德国
史陶芬堡（Stauffenberg）相信世上还有另一个德国，来自 Stefan George 的诗作〈秘密的德国〉。
作为后备部队的参谍长，史陶芬堡上校一直有资格“面圣”亲见希特拉。1944 年 7 月 20 日，他去到秘密碉堡“狼穴”，借故说因天气酷热要换衫。
他一进更衣室便安装公事包内的两包炸药。可惜中途被人打断，他只来得及安装一包。若果他有足够时间，世界历史会改写。
因为在战场失去一手一眼一耳，他要求坐在就近才能听到元首说话，接著他将公事包放在桌底，提早离开。结果会议室内有 7 人重伤，4 人不治，希德拉却因桌子挡住大部分爆炸威力侥幸身免，不过双耳耳膜都震裂。尽管史陶芬堡逃回柏林，但同谋得悉希特拉未死遂杀人灭口。
相传史陶芬堡被枪决时大叫：“秘密的德国万岁！” 纳粹覆灭后德国实践转型正义，前朝馀孽指摘史陶芬堡“叛国”，因为军人都曾宣誓效忠。新政府决定起诉，解释公务员宣誓效忠的对象应是“德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像第三帝国这样的不法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对它犯下叛国罪的资格。” 最后控方胜诉，通过此案确立反抗暴政的抵抗权。有声援者在西九法院外举起三指手势。
六、秘密的香港
笔者曾向一位学者请益，为何政权镇压香港的风声鹤唳更甚于大陆。她解释大陆的公民社会在长年压制下已凋零殆尽，民众早已习惯莫谈国是换取自保，剩下少数反抗者遗世独处孤立无援。
因此政权打击大陆的抗争，就像施手术般针对少撮人动刀，既让多数人民没怨言，政权又控制到成本。反观香港仍有可观的公民社会，有剪不断的人际关系，政权欲将香港拖入大陆的深渊，就要株连极广地大动干戈。
今后再无选举可倚靠，如不想坠入大陆的境地，首先要保障公民社会不致沉沦。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毋须计较结社性质，两人以上的组织都是结社，包括婚姻，所以结婚就系抗争！
一切介乎个人与政府间的组织都是公民社会一部分，所以“香港芫荽党”、“见字饮水协会”、“香港烧卖关注组”都在贡献香港的公民社会。合办小事的经验愈多，就会获得共襄大事的能力，从而打破孤立，互相济助。
其次我们要坚定伴陪所有受难者和家属，让大家皆可望门投止。我们要保持勇气开心见诚：“我识得戴耀廷、区诺轩……我系佢地朋友，我以佢地为荣。”
最后我们千万不要明哲保身，要磊落真诚。镇压会令我们陷于孤独，自我怀疑而噤声。反之背囊上一个小小徽章都能心照不宣告诉同胞大家还在。
一旦在路上见到蓝丝撒泼，不宜因为怕事容让公共领域遭其垄断。笔者认识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从来不稍假借，一定要屌到蓝丝无地自容，她就是楷模。
我们有生之年未必去到煲底，但我们可以选择至死不放弃连系。三月十二日笔者摸黑在 4:45 起床，5:30 出门，终于刷新“个人最佳记录”，在法院外的人龙排名第 18 位，有幸在法庭见证原来世上那么多种心心手势。
离开时一名穿著校服的女生跑著赶到法庭，是日阳光灿烂。“秘密的香港”会指引我们怎样活下去，时代终变，天道能还。
三月十二日笔者摸黑在 4:45 起床，5:30 出门，终于刷新“个人最佳记录”，在法院外的人龙排名第 18 位。每晚都有大批警察驻守法楼下防范民众结集送车。黄耀明来到西九法院为何桂蓝打气。何桂蓝的两名朋友特意用〈一所悬命〉的歌词设计成海报为她和和一众被告打气。
七、后记
国安法生效后我做过一个梦，我和赫绪曼一齐奔跑逃避盖世太保追捕，最后却遇到岔头路（英雄片的常见情节）。
突然我开始领悟，我不是赫绪曼，他会成为伟人大放异彩，而我可有可无。我不能陪著他走下去，我的召唤是留在这里。
我让赫绪曼踏著我的膊头翻过墙头，但盖世太保已经赶到（又是英雄片的老套情节）。赫绪曼伸出拉我的手，但我把握不住决定回头。
本来自己还有最后一点盼望，要像《英雄本色》的发哥身中数十枪才倒地，有相富馀裕有可以相当耍帅地喊“秘密的香港万岁”。
但原来我发梦都有符合角定位的自知之明。枪声一响我就倒在血泊中，有无数话想说却说不出，最后一句说话只有自己才听到。那日万里无云，地厚天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