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后一个世纪，全球经历了二战、冷战、苏联解体、反恐战争，以及不知多少次区域战争和经济危机。但美国第一的经济规模从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苏联计划经济全盛之时，规模只到美国四成左右；上世纪末，日本经济巅峰，一度接近美国经济的七成。不过，两个国家都未完成对美国的反超，一个解体，一个停滞。
20多年过去，中国站到与当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国经济规模也达到美国的七成左右。紧接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冰冻，一季度陷入几十年来首次负增长，似乎中国也将面临日本相似的命运，从巅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来，这块中国经济道路上的绊脚石，在年底回看时，却成了垫脚石。
2020年中国很快控制住疫情，从第二个季度开始反弹，甚至在欧美疫情肆虐下，中国产能全开，外贸数据意外激增。美国却反复经历疫情回潮，领失业救济的队排得越来越长。
此消彼长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场世纪疫情中突然缩小，让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后，世界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意味着世界格局洗牌？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冲突？亦或是这一天根本不会到来？
中国经济超美：“是与否” vs. “早与晚”
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不同的智库都给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这已经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认为，疫情下中美两国复苏情况反差明显，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五年，预计为2028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认为，这一天将在2028年到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发院共同出版报告《中国2049》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相比之下，反而中国智库的估计最为保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这是一个更普遍的趋势，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逐渐赶上领头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要习惯与发展中经济体分享国际舞台。
作为历史学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也认为，中国在GDP总量上接近并超越美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中国经历19和20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动乱与兴衰之后，再次回到了18世纪清中期的全球大国地位。
这个问题在社交网络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但在受访专家看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发展的态势和规模，决定着这场超越很合理。
杜大伟（David Dollar）解释，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因此中国只需要达到美国生产力的四分之一，就能达到同等规模。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非常多元化，涵盖大多数工业门类，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口全球之最，约为美国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会自然而然超越美国。 ”
马钊则补充认为，还归功于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的政治稳定，宏观政策的连贯性较强。
中国：前路非坦途
细看各个智库的报告，即便最乐观的预测，也不认为中国躺着就可以轻松赢得经济规模全球第一的宝座。
在中国国内，老龄化成为在前进道路上最凶悍的“灰犀牛”。
《中国2049》中描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婴儿出生率被人为压低，而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迅速扩大到65%左右。因此中国迎来一波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形成了“生产性”劳动结构。换言之，“花钱的”人口少，“赚钱的”人口多。更幸运的是，中国这一波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重合，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40年过去，“红利”变成了“负累”，当年占比巨大的劳动人口，逐渐老去，当年被计划生育政策压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适龄劳动人口不足。即便现在中国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见提升。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试图赶上美国的时间窗口，恰恰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区间。
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表示，人口将从2027年开始收缩。世界银行认为中国2029年人口开始负增长。与此同时，过去不断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掉头向下，以年均780万人的速度减少。
Sisters Shi YuPing and Shi Guazi
图像加注文字，
目前普遍预测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仍将继续保持增长，未来几年将达到峰值，但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1/4。
反观美国，生育率高于中国，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补充劳动力人口，相比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小得多。
“作为一个传统非移民国家，中国如何调动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弥补劳动力红利的下滑，这是来自国内社会的挑战。”马钊表示。
不拦住“老龄化”这头灰犀牛，中国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对美国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院易富贤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结构出现扭曲，这甚至将使中国经济未来无法超越美国。
长远来看，除了“老龄化”这只“灰犀牛”，中国还要防范两只“黑天鹅”——政治动荡与军事冲突。
吴靖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不过前提是避免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比如政治不稳定或军事冲突等。
政治动荡的可能来自国内。马钊认为，中国延续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被当下“大国崛起”的新口号所替代，那么中国目前高度集权与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续治理日益复杂与多元化的社会？在未来10-15年，中国也将面临领导人代际更替，如何协调个人权威与体制治理的平衡与延续，这成为来自权力内部的挑战。
军事冲突的可能来自外部不稳定因素。中国面临南海问题、中印边界争端、钓鱼岛争议，以及台湾问题等外部不稳定因素，在中美关系快速恶化的背景下，可能演变为中美角力场，爆发区域性热战。
台湾的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认为，目前中美间行动还有节制，不过已经朝大国战争的方向走去，而中国不断侵蚀美国霸权地位，可能引来美国的全面反击，而随着两岸敌意的增长，这可能使三方的敌意螺旋不断上升，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
美国：世界经济中心地位难撼动
虽然前路有险阻，但看到这样言之凿凿的预测，中国大概会喜出望外。事实上，中国媒体和学界则多是警惕的声音。
中国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认为，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做出的预测，有向美国和西方世界拉响“中国在加快崛起”警报的意味，要刺激、鼓动西方社会“行动起来”。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使中国经济总量真的超越美国，也没多大意义，因为讨论国家实力，GDP是重要指标，但不能仅拿这一个指标来讨论问题。比如，鸦片战争时大清的GDP是英国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经济内部结构，以及各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结构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义呢？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杜大伟（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绍，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规模。 其他相关因素还包括创新能力、优秀的大学、文化影响力和民主治理的质量。 美国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时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似乎已经在恢复。 中国要想在这些软实力领域与美国竞争，就必须做出很多改变。
回顾历史，历次世界第一强国的更替，都不是在经济超越后完成的。吴靖表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英国取代西班牙，美国取代英国。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崛起大国确立了它的经济地位之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
以美国对英国的超越为例，美国在一战前后工业产值上超越英国，但彼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对国际事务参与度低，全球贸易依然以英国为中心，以英镑结算。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规模大幅领先英国，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网络，美国才在事实上完成对英国的超越。
一个模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研究认为，全球各国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圈层结构，美国处在中心圈层，为全世界提供货币流动性；第二层以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以高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第三层为中国、东南亚等国，以制造业为主；最外面的第四层，是中东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国。这个模型，从中心到外围，以人均GDP为指标，依次递减。
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凭借人口优势，将在总体规模上超越美国，但并没有取代美国处于中心的地位。事实上，中国仅仅希望从第三圈层向第二圈层，将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就已经招致美国的打压。
中美竞争实质：大国的政治悲剧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国际图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它们求助的更高权威，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而且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有敌意。
在这个角斗场上，要想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得权力来保护自己，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最理想的结果是成为霸权国，拥有如此多的相对权力来保证生存，同时防止其他区域出现霸权国。
米尔斯海默举例，美国在西半球成为霸权国，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国及苏联支配欧洲，阻止日本支配亚洲，而崛起的中国势必寻求亚洲霸权，因为这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同样美国也将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国。
“美国单纯试图遏制或者阻止中国崛起，很难成功，甚至会导致恶性竞争，或引发地缘战争。”马钊认为，历史上鸦片战争以大清王朝全败，开启近百年中西热战，而朝鲜战争导致其后20年的中美冷战，两场战争的代价巨大，但是历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国重新崛起的这一刻，这说明外部势力是很难彻底改变中国。美国对华可以采取接触、影响、警示、甚至有限脱钩的政策，但是美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国。
美国警察与闯入国会山的暴徒对峙。
与前几次美国遏制德国、苏联和日本不同，当前的美国“内伤”严重。马钊表示，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内部的极化争斗严重侵蚀了政治共识、道德共识，去年大选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压力测试，而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和国会山暴乱，说明这场测试惨淡收场。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个任期，2024年美国又将迎来一次政治考验。这都将损耗美国的“内力”，也必将影响美国的“外力”施展。
简而言之，国与国的竞争犹如丛林，为了自身生存大国不得不努力攫取权力，遏制其他霸权国产生，因此中国崛起必然招致美国打击，不同的是美国身患“内伤”，不得不一边疗伤，一边出招。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生存是中国的最高目标，那么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其结果是中美间激烈而危险的竞争，而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值得警惕的是，米尔斯海默写下上述预言，是在近20年前，彼时中美间实力差距巨大。
20年过去，他的预言似乎实现在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最近一场讲座上表示，中美实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不成则败（make or break）的关键时期，这对全球而言将是“危险的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