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15日的东京股票市场，日经平均指数自1990年8月的30年半来首次突破3万点大关。虽然日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在经过泡沫破裂后的长期低迷后有所提升，但并未孕育出美国巨大IT企业那样的高增长型企业。股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应对新冠疫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被推高。能否提高企业的增长力、维持股价走高成为课题。
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的停滞期。日本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达到3.1万亿美元，当时占到美国（6万亿美元）的一半左右，但目前仅为5.1万亿美元。即使考虑到日本的人口减少，与增至3.5倍以上的21.9万亿美元的美国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维持增长，推进了全球化和结构改革。村田制作所在亚洲扩大电子零部件业务。而日本电产则在日本国内外多次展开收购，推高了收益。即使是内需型企业，经营“优衣库”等服装品牌的迅销也将在日本国内积累的经验带到海外，获得了海外营业收入高于日本国内的增长成果。
索尼缩小亏损的电视业务，转变为借助游戏等业务赚钱的盈利结构。借助这些企业的努力，日本上市企业的净利润与1990年相比翻一番。2020年10～12月，5家企业中就有1家创出利润新高。
另外，重视股东的企业经营也已经扎根日本。据日本法人企业统计，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的企业的分红金额从1989年度的3万亿日元增至2019年度的22.5万亿日元。再加上借助2014年的“企业治理准则”等推动净资产收益率（ROE）改善，企业开始重视资本效率。
但是，美国依然走在日本的前头。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平均指数在最近30年里从3000点涨至3万1000点，涨幅达到约10倍。
尤其是被称为“GAFA”的巨大IT企业的30年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美国苹果等前5家上市企业的总市值合计达到约840万亿日元，高于整个东证1部。
由于GAFA的崛起，美国总市值最高的30家企业的年龄从1990年的“平均88岁”降至“44岁”。相反，日本企业并未实现新陈代谢，企业年龄从“56岁”升至“66岁”。瑞士IMD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日本到2020年降至创出历史最低的第34位。
股价走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撑。全球主要央行的总资产在1年里增加约4成，规模达到GDP的5％的财政刺激被实施。结果，溢出的资金流向了包括股市在内的金融市场。财政出动和货币宽松虽然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切实恢复的积极政策，但也可能招致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通货膨胀等新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在30年间，日本股票持有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日本人不再持有股票。30年里的日本个人的股票净卖出额达到68万亿日元。1990年度末达到20.4%的日本个人的持股比率在2019年度末降到了史上最低的16.5%。
相反，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率则从1990年度的4.7%提高到了2017年度的30.3%。另外，日本银行（央行）也在扩大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2020年底的保有额达到了46.6万亿日元，成为日本股票事实上的最大股东。30年里，外国投资者和日本央行成为日本股票的主要买家，因此股价高涨的并未广泛惠及个人。
显示股价达到企业收益多少倍的市盈率（PER）约为20倍。与达到60倍的泡沫期相比，高估值有所减弱，但处在高于2010年代的平均值（15倍左右）的水平。避免因30年半以来的股价走高而忘乎所以、进一步推进新兴企业培育和限制放宽等日本应解决的课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