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 大山 巌 顿首
伊东祐亨 顿首
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提笔给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了上述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中国甲午战争之败，不是战舰之败，而是体制之败。中国海军败亡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营，出现了一大批精英军官，外能谋敌、内能谋国。他们与中国清朝军官的本质区别，首先不在指挥作战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诸如陆军统帅山县有朋，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地战中，每攻下东北重镇，总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扬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号召中国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逐满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这些日本将领看来，世间“才器”，装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而是政 ——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