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画社】编者按：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深入了解罗素思想，更好地读懂《中国问题》，我社特别邀请《中国问题》译者，一级翻译田瑞雪老师，进行了一场两小时的京东线上直播分享。以下为此次直播整理稿，由于篇幅较长，分为两次推送。标题为编者所拟。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关于《中国问题》的疑问
相信今晚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都仔细读过，或者翻阅过这本书。估计大家在读的时候，脑子里多多少少会有这么几个疑问：
第一，作者是西方百科全书式思想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这本书写于一百年前。
一百年间，世界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这本书是否过时，还能不能关照现实？单凭作者名头能否启迪心智？
第二，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说，“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在接下来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
但书中提到的种种疑问大部分已经水落石出。中国的确经历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蜕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谜底已经揭开，再来琢磨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作者对中国饱含善意与期待，就像他给朋友写的一封信里所说“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这从本书的章节组成就可以看出来。
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讲述作者的疑问和总体判断。第二、第三部分讲述中国面临的两组敌人，一组是西方白人列强，另一组是日本。对后一组最危险的敌人，作者饱蘸笔墨，用了全文三分之一篇幅、共计五章去描述。
第四部分中西文明对比。为了突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好，作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西方文明，美化了中华文明。
第五部分为中国建言献策，给中国人加油打气。但我们可能要问，西方友人的体恤、温暖的确让我们心怀感激，可是他真的了解我们吗？鲁迅先生就有过这样的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雾里看花意义有多大呢？
但紧接着，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身世显赫，是英国贵族，祖父曾于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两度出任首相。生活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的罗素访遍名流、走遍世界，见解不俗。而且高寿，活了将近一百岁。
《中国问题》这本书写于1922年，写完之后，作者又生活了48年。如果说这本书偏颇之处很多，但作者以数学家、哲学家的缜密严谨，以历史学家的洞察秋毫，48年时间足够了，他为什么不去修改呢？
还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罗素访华期间在长沙做演讲，毛主席就是他的听众。
在此二十年后，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外国女性王安娜在著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回忆说，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仍将罗素的著作置于案前随手翻读。
很显然，罗素的自信背后隐藏着某个平行宇宙，需要我们去探索。这正是《中国问题》成书一百年后值得再读的原因。这也正是第一版翻译二十年后值得重译的原因。
要看清这个平行宇宙的时间和空间纬度，我们必须先对作者的思想格局，作何访华期间、访华前后有系统认识，才不会一叶障目、刻舟求剑。
罗素的思想格局
我们可以把罗素思想格局解析为三个维度：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思想。其中，第一个维度指导、决定后两个维度。
哲学思想
先来说哲学思想。哲学领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罗素的本体论是中立一元论。他受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以及巴甫洛夫的“两个信号系统”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认为世界的本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或“物”，而是无数中立于的“心”与“物”之间的“事情”（events）。
在人的“感觉”或“经验”之外仍然有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承认有两个空间存在，一个是我们的直接经验可以感知的空间，另一个是只有通过推理才能理解的物理世界空间。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罗素对强调直觉感悟的中国道家，对强调体验和意境的中国美学风格情有独钟。
罗素的认识论是逻辑原子论，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人们所获得的“感觉材料”进行逻辑分析，将事物复杂的属性还原为简单的属性。
正是以此为准线，他在《逻辑原子论》中写道：
“一个人如果能在思辨中保持公正，那么他也能在行动中主持公道，在情感上能够将博爱洒向人间，而不是只爱那些对他有用的人。这种思辨不仅能拓广我们的思想境界，而且能拓广我们在情感和行动方面的目标，让我们成为宇宙公民，而不是画地为牢、敌视他族的公民。”
正是因为这种认识，罗素慕求一种公正的“全球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将使人类摆脱战争、压迫、奴役，共同生活于自由自在的状态中。这也正是罗素倡导和平主义，强调人的理性、社会改良的根本原因。
他写《中国问题》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他期待西方人根除偏见，割弃侵华利益，维护中国尊严与独立。实际上，罗素一度想把书名《中国问题》改成《白祸》。
正是因为这种使命感，罗素才尽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值得称誉的光明面，尽量渲染西方文明中理应诅咒的阴暗面（第234页）——“西方人坏就坏在：残忍暴戾，躁动不安，欺诈弱者，耽于物质。”
为此，他煞费苦心设定了一套评判文明优劣高低的特殊标准（第5页）：“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
罗素的方法论是将数理逻辑改造、发展为“逻辑分析方法”。他认为，带有推测成分的实体都应代之以不带任何推论的纯粹逻辑结构。这种方法论反映在罗素的治学、为人上就是独立不惧。这其实也是五四时期中国新知识阶层，也就是罗素笔下的少年中国（youngChina）邀请他来中国讲学的一大原因。
当时，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有一批得意门生，受到热烈追捧。杜威推崇罗素，认为罗素的“理论哲学”高深无比，在“实用哲学”方面倾注宗教般激情，举世无双。
此时，罗素的一些重要著作《哲学问题》、《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已在中国重要报刊上译载、介绍。最重要的是，罗素那种刚直不阿的姿态对素来看重人格典范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无穷的魅力。
来华前，他因为反战，多次遭到英国当局报复，被判监禁、有期徒刑。他倡导社会主义，接近劳动人民。冲破家庭层层阻拦，与毫无身份地位的美国移民艾丽斯结婚。访华归国后，不断发表文章、演讲，呼吁英国充当表率，主动将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
所以，他在英国的一些好朋友也公开讥讽他神经错乱。英国外交部情报人员在罗素档案上记上“他发表了可怕的讲话”。
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方面，罗素是社会主义者。年轻时就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895年初婚后，就和爱人去了德国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他多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交谈，全面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德国的实践。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罗素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命名为“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Socialism”，提倡实行政治双轨制：国家和基尔特并存，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国家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缘组织；基尔特是代表生产者利益的产业组织。
罗素认为，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既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又充分保留了产业团体的自治权力。他反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权力高度集中，鼓吹工业化、强制劳动，《中国问题》第16页讲的就是他这种看法。
其实，他下决心来中国看看，就是因为1920年5月11日—6月16日访问苏俄后，感觉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折射。
《中国问题》第16页反映的就是他这种心理挣扎——“陷入追问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在这种痛苦中，西方描绘的希望图景变得苍白黯淡。”
1920年6月，罗素回国后，翻看信件，意外发现一封邀请他到中国讲学的信。于是，他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
罗素政治思想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点是，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创造性冲动（creativeimpulses），另一种是“占有性冲动”（possessive impulses）。
前者以创造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利人利己；后者以获取和占有为目标，最终害人害己。另一点是驯化权力（thetaming of the power）。
在这一点上，他试图对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做出补充。马克思认为，人以经济动机为中心。但现代心理学深入研究表明，人的权力欲比经济动机更根本。因为，人的物欲简单有限，但人的权力欲没有止境。
基于这种认识，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多次引用老庄著作，表达对道家无以智巧、为雌守静、无为而治的欣赏。
实际上，打开本书扉页，就能看见《庄子·应帝王》。
第90页，引用《庄子·马蹄》，揭示西方的“机器规矩观”，苦口婆心劝说中国人只需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不要学道德准则、理治箴言，更不要学这种伯乐治马式的机器规矩观。
第218页，完整概括了中西两种文明各自高明所在。西方文明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判，浓缩为老子的一句话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由此，他赞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思和慕静”的倾向，但也在本书第一章第10页警示中国人防止两种危险。一种是完全西化，尤其是美国化，从而失去文化魂魄；另一种心态保守，强烈排外。
历史思想
历史思想方面，罗素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因有三类：经济技术、政治理论和重要人物。这三种因素虽有主次之分，但没有一种因素能决定一切，而且主次位置会因时因地发生转换。
所以，他在《中国问题》第211页说，“也许，国民品格很大一部分要看在文明形成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个人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些人有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等。”
在293页，认为胡适“有魄力、善作为，兼具文学功底”，可做政治领导人，扭转历史乾坤。
也正因为他相信多元动力，他保持文化多元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为中国给出社会主义方案后，又论证东西文化问题，认为东方被西方工业大生产征服之时，不会也不应该完全丧失文化特色。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罗素特别强调，中国的确应该抛弃儒学中的糟粕，但也不应该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
在《中国问题》第89页，他提醒道，“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凡是遇到国力不强，落后于他人时，我们总倾向于认为本国国民品格、道德面貌就比别国差。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之父、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先生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这样评价罗素留下的精神遗产：
第一，让中国人明白，西方物质文明并不足羡，人类于物质生活以外尚有其他高尚之艺术生活；
第二，旧道德、旧信仰，均已破产，无论何国，莫不如是，中国人不当误信西人之道德、信仰，当自觅方法，建设新道德、新信仰；
第三，探寻宇宙真理，增进人民福利，此种责任，当各自努力，不当专恃他人。
以上是罗素思想格局的三个维度——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思想，以及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的回响。
罗素访华经历
下面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到一百年前，看看罗素在访华前后、访华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五四期间这一令人振奋的黄金时代发生的饶有兴味的插曲在当时没有成为主旋律，而在一百年后却余音绕梁？
关于缘起，前面已经提到，1920年6月，罗素结束苏俄旅行返回英国，在一大堆信件中意外发现一封邀请他到中国讲学的信。这是梁启超托人写的信。
请注意，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不是主政革新北京大学、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不是控诉吃人礼教的鲁迅，不是呼唤马克思主义、将一批新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不是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到达上海。但因为那趟船提前到达，没有人去码头接他，他以为幽默的中国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白跑一趟。
与此同时，同船英国人向英国驻华人员打小报告，指控罗素在沿途“流露出反英情绪。”英国驻北京官员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请示是否采取必要行动。最终得到指示，与中国政府合作，随时关注罗素言行。英国情报部随即将罗素列为必须侦查的“可疑人员”。不过，罗素对这些“节外生枝”一概不知。
罗素在上海住了5天。得到中国学术团体款待，中国主人频频奉承罗素，要他做“孔子第二”，为中国人指点迷津，提供治国安邦大计。
当时逗留上海的孙中山也准备宴请罗素，但行程发生冲突，孙中山匆匆南下广州，成为罗素终身憾事。
10月15日—10月27日，罗素分别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做演讲，其中26日、27日在长沙连做四场演讲，讲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听到的罗素演讲。
11月7日正式在北京大学演讲。此后商定每周到北大讲学两次。
罗素先后给出五个系列讲座：《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数学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最受中国学生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学》。
但从1920年12月起，罗素给友人写信说，一切变成例行公事，中国学生哲学基础知识太差，对他们谈论高深的哲学徒劳无功。
1921年3月，罗素去保定演讲，为维持绅士风度，不穿外套，患上肺炎，多方诊治半个月后方脱离险境，萌生归国回乡之意。7月7日，梁启超、丁文江等设宴饯行。7月11日碰巧与杜威同一天离开北京。
罗素在华期间、归国后不久，中国知识界陆续表达失望情绪。上面提到罗素在北大讲学感到苦恼，其实中国听众更苦恼。
“罗素学说研究会”一位成员自称已研究“哲学”多年，但在参加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就对翻译赵元任抱怨说：“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让我很失望。”也有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罗素对中国影响不大，令人失望。
按理说，罗素背负着本民族对他的怨恨，本国政府对他的打击，诸多友人对他的误解等种种威胁和压力，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为中国鸣不平，竭力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什么会出现“出力不讨好”的局面，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对当下中国、对我们识人察物有什么启示？
为什么会出现“出力不讨好”？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各种期待，众口难调。
五四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陷入了分裂。
罗素是新知识界的客人，各派人物都希望罗素成为他们的同盟，或尽力将罗素解释为他们的同盟。
怀有改良倾向的人希望罗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希望罗素提倡社会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守旧派想将罗素解释为“东方文化派”。
罗素当然不可能同时满足这种歧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的期待。此外，罗素是由保守之嫌的梁启超邀请而来。各种分裂、嫌隙相互作用下，让罗素从一开始就面临让各方都失望的危险。
第二，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
在苏俄现实中，罗素看到布尔什维克比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家更倾心于强制劳动（第15、16页）。而当时的国内学术界把布尔什维克等同于社会主义，主张全盘俄化，认为罗素是社会主义敌人，产生诸多误会。
比如，陈独秀直接给罗素写信问明原委。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
“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若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耽误中国人，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据说，罗素给陈独秀写过回信，可惜中途遗失了。
第三，罗素受中国主顾之邀，重点讲授哲学。
当然，他讲的肯定是西方哲学。但东西方哲学有天壤之别。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类比直觉，强调调节人伦的“道德理性”和贴近生活的“实用理性”。而西方哲学讲究严密的逻辑方法，强调探寻终极真理的“批判理性”和服务于知识论的“工具理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结果就是，听众很失望，罗素也觉得中国学生基础差，双方互不认可。
第四，深刻即局限。
前面已经讲到，罗素的哲学思想讲究公正、博爱。所以，他专门写了这样一本书，一度想要改名为《白祸》，一片苦心，期待西方人根除偏见，割弃侵华利益，维护中国尊严与独立；期待利欲熏心的军阀流氓无赖服从公众舆论。
但在20年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唯一相信的是强力，中国的军阀野心家唯一相信的也是强力。他们都视私利权势高于一切，必要时会不惜一切，毫不迟疑动武。
面对这一群人，要想救民于水火，只有动员大众参加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毛主席听完罗素长沙演讲后，给出了这样一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中国问题》的当下启示
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反应，对我们当下有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点，以发展的视角把握外国学者的中国观，冷静看待赞扬，不轻浮自傲，涵养深刻自信。
随着西方人心理需求的变化，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也在西方人心目中不断发生变化。
在马可波罗口中，中国“黄金遍地，香料盈野”；在利玛窦眼中，中国最适宜传播上帝福音；在伏尔泰笔下，中国是开明专制的典范。
而到了罗素那个时代，西方文明惨遭重创，人类面临整体绝灭。罗素满怀渴望，寻找新文明因素，拯救西方和人类文明。所以，也不免会丑化西方文明，美化中国文明。
比如：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在2019年12月16日发行的《文汇读书周报》第三版“书人茶话”发表了《中国问题》读后感，题目为“从罗素谈轿夫说起”。陈漱渝先生这样写道：
（《中国问题》第228页）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
中国文豪鲁迅却有另一番见解。1925年4月，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写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在鲁迅眼中，抬轿人跟乘轿者的关系不是一般服务人员跟顾客之间的关系，而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国的下层民众能掀翻这种人吃人的“人肉筵宴”，中国则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领略完陈漱渝先生的深刻见解后，我们再结合全书，就会了解到，罗素借对中国文化某些元素的赞美，表达的是对西方文明及人类整体命运的忧虑。
有了这种体悟，我们就会在以后面对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歌颂时，结合整体思想，冷静把握，从而避免两种倾向。
第一，避免文化自傲。避免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保不住“国粹”，却让固有弊病谬种流传。
比如：亚洲四小龙崛起，有人归功于儒家资本主义。但我们从我国现代化成功经验看得很清楚，儒学整体落后陈旧，必须加以突破、改造，才能合理利用，焕发时代光彩。
沉静详审之后，我们才能扫除浮躁，涵养深刻自信。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推崇“内圣外王”，排斥宗教迷狂、但不排斥道德修养，中国人欣赏顺乎自然、融于自然的飘逸气度，中国美学强调体验、意境，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该牢牢守住、增彩涵深。
第二点，跳出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思维盒子，牢固树立包容、共赢理念。
阅读这本书，以及分析罗素访华期间、前后经历后，我们看得很清楚，罗素遇冷，一定程度上有错误思维作怪。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那个社会背景下的人自然而然形成了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两极思维。
我们应该看到，封闭和隔绝的确让中国和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过去，但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日益发达完善，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难题，这意味着，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我们应该抱持人类共同体意识，养成包容、共赢思维，不能先入为主、画地为牢，而是以开放心态认真揣摩体会他者视角。
从一定角度来讲，这种开放心态是经济学家、作家TimHarford所说的“the habit of yes, always say ‘yes,and…’”，只有这样，才能keep opening up new conversationalpossibilities，才能更有效建设、更充分吸收，就像罗素在《中国问题》第218页所说，“保住自己的优点，同时吸收西方的优点”，获得有机生长。
之所以说是“有机”，是因为这种借鉴不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像罗素设想的那样“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我认为这就是罗素《中国问题》的时代价值。谢谢大家！
（译者在翻译《中国问题》、深入理解罗素思想时，重点研读了冯崇义先生著作《罗素与中国》，1994年2月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深受启发。在此向冯崇义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