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于大萧条期间的1933年3月4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第一任期的就任演说，表示“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鼓舞了危机下的美国人民的名言至今仍未过时。
罗斯福还说：“国际贸易关系也极为重要，但鉴于时局和必要性，健康的国内经济的确立是先决条件”。体现出即使被称为“向内”，仍希望优先通过罗斯福新政实现经济复兴这一决心。
意识到这位前辈的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或许也怀有相同想法。虽然非常希望重返属于世界盟主的美国，但国内的窘境看起来会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变得困难。
美国一直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等慢性疾病的困扰。使之变得严重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弊政以及新冠疫情的蔓延。
掌握4万亿美元财富的约650位富豪和超过1000万失业者的贫富差距、创出11年来最高水平的仇恨犯罪、以及发展到联邦国会大厦占领事件的政争，美国历史学者戴维·布莱特称之为“冷内战”的美国的分裂非常严重。
其次是世界最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和死亡者。美国经济学者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等人在题为《绝望的合众国》的论文中表示，有可能加剧自杀、药物和酒精依赖导致的弱者的绝望死亡。
在这种困境中诞生的拜登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固。共和党右派对其作为总统的合法性抱有质疑，与民主党左派的路线对立也无法化解。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拜登政权将具有1977年就任的吉米·卡特总统以来的最突出的脆弱性。
将如何以有限的资本挑战如此巨大的国家危难？正如过去的罗斯福也曾这样做，拜登也将自然而然地转为“向内”。
通过巨额的制造业支援创造就业岗位的竞选承诺包含了推动美国产品采购扩大和生产回归国内的措施。这是拜登不会抵制希望推动“购买美国货”和“美国制造”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证据。
另外一个则是服务于中产阶层的外交。即使对防止气候变暖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持积极态度，但也缺乏推动自由贸易区扩大和深化的热情。
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扩大正是自认为是美国使命的“威尔逊时代”的终结。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源头的对外政策难以恢复，认为随着权威主义国家的增加，国际干预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再加上平民主义的抬头，将转向更加“向内”的姿态。
这是对主导世界产生倦怠感的美国国民的“超级大国疲惫”的结果。美国欧亚集团的调查显示，表示美国应减少不必要的国际干预、专注于国内问题解决和民主主义健全化的回答达到36％。
当然，特朗普一直强行推进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或将得到修正。但是，应该认识到，借助本国优先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来保护国内经济、锁定中美新冷战和遏制俄罗斯等、高效投入外交资源的美国可能步入新常态。
这将是与特朗普相比更加现实且成熟的拜登的“美国优先2.0”。不是追问“美国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各国思考“我们应该和美国一起做什么”的时代或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