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一年，人们从每日健康状况，到出行记录，再到可行动范围，都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的监控之下。一些专家认为，在全球大流行病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借此转危为安，但这些手段既不能帮助中国解释最初是否存在掩盖疫情的问题，也不能真正支撑起中国“凭体制战胜疫情”的叙事基调。而若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监控体系持续，甚至得到强化，恐还将会带来隐患，政府权力无限扩张，个人隐私无法保障。
技术加持
疫情期间，不少当时在老家过完春节的返城人员发现，目的地政府在车站、机场等地要求他们登记下载本地的健康管理应用程序（APP，软体），就是目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健康码”。用户需要主动填写过去15天的出行记录，以及体温、身体症状、家庭住址等信息。回到家中，每天还要在上面填写自己的体温及是否出现新冠症状等信息。
各地不同的程序不久被统一的健康码取代。在中国抗疫过程中使用的诸多技术应用之中，可以追踪民众行踪及对人群进行风险分类的健康码是最新的发明，也是得到最大规模使用的技术。
从今年2月起开始投入使用至7月，健康码已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小程序。在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汉语盘点2020”中，“健康码”成为了2020年中国的年度十大新词之一。
在获得推广后，健康码成为了中国各地控制人员流动和疫情的主要工具之一。系统内的红、黄、绿三种颜色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进出某些场所，通常只有绿码持有人才会得到放行。
除了健康码之外，人脸识别、无接触支付、电子政务等依托互联网与大数据的技术在这次疫情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用。今年7月，哈尔滨成为了中国首个可以戴口罩“刷脸”坐地铁的城市。只要用户完成手机注册和人脸识别认证，即可刷脸乘车，不用摘口罩便可进入地铁闸机，大大减低感染风险。
透明度成致命问题
在通过近距离接触人传人的新冠病毒面前，科技手段可以避免许多人际接触，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然而有专家指出，在对技术的法律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同时也可能会给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留下隐患，让体制变得更加专制，对公民控制变本加厉。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地方，健康码在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受到质疑。在香港，尽管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促进粤港澳健康码互通与本地范围内的行程追踪平台“安心出行”，但不少声音担忧这些数据会被政府利用，用于监视居民，接受程度不高，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按照健康码国家标准的规定，健康码的数据由中国当局相关部门掌握，并“并严格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工作”。
但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大数据安全专家奥斯卡·J·格施泰因（Oskar J.Gstrein）向BBC中文表示，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透明度，我们不知道究竟政府到底可以掌握多少信息，并用它们来做什么。
他指出，从健康码这种应用程序当中，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信息。“你可以知道用户身处何处，消费了什么样的服务，在闲逛的时候购买了什么样的商品，可以由此勾画出每个个体十分常态化的行为模式。”
“这真的是有关某个人的所有东西，尤其是可以从你手机上得到的信息，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之后你可以把手机上获得的信息与街上的监控摄像头等其他监控传感器中得到的影像结合在一起……如果发生在中国，我们必须假设，在这种人口密集且许多技术得到应用的地方，所有这些相互融合在一起，会得出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你会怎么利用这些信息？”
后疫情时代的隐患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已有许多在大型事件中试用推广新技术与新手段的先例。从过往经验来看，这些新的方式往往会持续保留下去，成为中国日益严密的社会监控与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中国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于2004年首先在北京市东城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探索。在这之后，网格化管理的模式逐渐推广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成为社会维稳的重要工具，并不断加强升级。
格施泰因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此次在疫情中使用的特殊手段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常态。
“并非所有未来会出现的问题都是一场全球大流行，”他表示。“我和许多专家现在越来越担心，在疫情中铺设的这些技术之后会得到怎样的处理，这些手段是否会被拆除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在中国的情况下这尤其不太可能。现在可能许多人会觉得这帮助了我们在疫情中继续出行而表示理解，但从中到长期来看，这很可能让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一种在各种监控手段存在的监狱之中。虽然现在大家对这些技术表示欢迎，但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疫情之后它们会消失。”
疫情下的中国体制优越性之辩
在中国疫情受控，国际上尤其是西方主要国家病例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官方抗疫叙事开始将基调向彰显中共体制优越性的方向引领。
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时称，中国控制疫情的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同月中共党刊《求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释称，所谓“制度优势”包括“中共集中统一领导、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依法治国”。
3月初，在武汉疫情明显受到控制不久，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甚至称，武汉居民应接受“感恩教育”，以感谢政府在抗疫上付出的努力。话音一落，一片哗然。
在中国当局及不少中国人看来，虽然在疫情之初中国存在上报系统混乱及病毒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但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口罩令、强制检测、强制封城与隔离、密切接触者追踪等环节均没有出现太大阻力，且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国随时调配医疗资源支援疫情严重地区，这些是中国控制疫情的关键。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体制可以动员全社会，在疫情这种特殊情况的确行之有效，但这并不代表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较其他国家更为优越。在这场疫情中，这种体制仍然暴露出固有的弊病。
“中国社会很明显是一个被驯化的社会，大家很听话。至于这个体制，在短期内肯定显现出来是很强势，非常有效，相对来讲死的人数跟其他国家比，按人口比例来讲是比较少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杨大利向BBC中文表示。
“它的问题就是那些大家不允许问的，”他说。“早期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在多大程度上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武汉当初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这些可能是未来一个世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疫情当初就在中国境内就完全控制住了，大家就没话说了，这才是体制的有效性。但现在各个国家都受到影响，这时这个体制还是不允许大家讨论，那大家就更要问了，如果没有什么错的话，干嘛要隐瞒？”
杨大利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体制“不能自洽”的缺陷。“这个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很强，但本身自我回应、自我反思的能力比较弱，这反倒让人担心。即说体制成功，又说有教训，但教训在哪里呢？这不能自洽，今后它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