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拜登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特朗普政权此前提名温斯坦（Kenneth Weinstein）担任驻日大使的人事安排将在尚未到任的情况下重回原点。近年来，美国的驻日大使多起用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物，形成了可在“有事”之际直接与总统联络的体制。
如果顺利，拜登政权在2021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仪式之后启动。外交和安保的主要人事已经敲定。国务卿由曾在奥巴马政权担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Tony Blinken）出任。
从日本方面来看，在外交相关的人事安排中，下一个焦点将是美国驻日大使。自前一任大使哈格蒂（William Hagerty）为参加参议院选举而在2019年7月卸任以后，美国驻日大使在近1年半时间里持续空缺。现在由临时代理大使Joseph·M·Young代行职务，空缺期间创出二战后最长纪录。
特朗普政权3月提名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所长温斯坦出任下一任驻日大使，但参议院的批准程序仍未结束。一般来说，如果总统选举导致政权更迭，驻外大使也将更换，如果拜登上任将讨论新的人选。获得提名的候任大使在未赴任的情况下被更换实属罕见。
新大使在美国国会的批准程序花费3～4个月左右的情况很多，美国驻日大使的空缺有可能进一步长期化。
美国驻日大使常驻于东京的大使馆，负责与日本政府沟通，称得上日美同盟的“窗口”。历任大使的人选都体现当时的日美关系。
二战后上任的17名美国驻日大使大体上分为4类。（1）知日派学者和外交官；（2）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重要人物；（3）总统选举中的功臣；（4）总统的亲信。
二战后至1960年代，知日派学者和外交官被大量起用。代表性人物是肯尼迪政权的赖肖尔。
其作为美国传教士的次子出生在东京，16岁之前在日本生活。夫人松方春是明治时代的元勋松方正义的孙女。据称这种经历推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和越南战争期间变得不稳定的日美关系的改善。
进入70年代后半期，相继出现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重量级人物担任驻日大使的案例。鉴于日美贸易摩擦和驻日美军基地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表面化，在美国国会拥有人脉的资深人士被起用为驻日大使。
例如，在卡特政权下于1977年就任的曼斯菲尔德曾担任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在克林顿政权下于1993年就任的蒙代尔曾是卡特政权的副总统。
在日本的桥本龙太郎政权时期，蒙代尔为协调驻日美军冲绳基地整编问题而奔走，1996年与桥本一同宣布返还美军普天间基地。桥本针对贸易问题也向克林顿表示，“希望蒙代尔成为沟通桥梁”。
2005年以后，与美国总统具有私人信任关系的驻日大使很多。小布什（美国第43任总统）提名了曾与其共同经营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的生意伙伴希弗（J．Thomas Schieffer）担任驻日大使。希弗被称为“与总统最亲近的大使”。
奥巴马政权时期的鲁斯（John Roos）、特朗普政权的哈格蒂（William Hagerty）均在大选中对总统提供了支援。
近年来，驻日大使走到前台处理两国间悬案的情况较少，也可以说这是日美关系趋于稳定的证据。曾在2000年代前半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贝克（Howard Baker）在自传中透露，“成熟的日美关系已不再需要重量级大使”。
另一方面，日本由于与中国和朝鲜在地理上靠近，在应对紧急事态的意义上，认为最好有能与美国总统展开紧密合作的大使的看法加强。
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2011年，当时的驻日大使鲁斯联络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推动了美军参与被称为“朋友作战”的救援行动。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教授中山俊宏认为，拜登也很有可能选择与自己亲近的人或在选举中提供支援的人担任驻日大使。中山指出，“即使没有政策上的见识和对日美关系的深度参与，与总统关系密切、知名度高的大使也对日本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