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么做的目的有二。首先，今后要争取在科技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不被“掐脖子”。其次，需要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第一点主要是关于具体产业，而第二点则涉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格局，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二点。
当下，国际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首超10000美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点，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是及时而且必要的。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又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都是三十年前奠定的。1991年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时代到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改革以给企业放权让利为主，九十年代则转向对外开放和体制重塑。仅1993年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总和。而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直接从5.8贬到8.6。这两项为中国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九十年代的财税和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国“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宏观架构，沿用至今。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则埋下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崛起的伏笔。互联网技术在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成为大势所趋。而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曾是重要代工基地的东南亚国家，当新一轮供应链外包的大潮来临时，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一切在本世纪初终于结成硕果，出现了第一轮国内国际双循环。出口从2002年开始起飞，同时国内投资也开始全面爆发。内外循环的交汇之处，则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吞吐。贸易顺差的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激增，人民银行因此大量买入外汇，由此释出的天量人民币，既为国内大投资提供融资，也令房价开始迅速上升。同时也要看到，在第一轮双循环下，国际国内都出现巨大的不平衡。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成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从本世纪初开始迅速下滑。
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泥潭，外需在中国总需求的比例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和前十年相比明显下滑。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10%降至去年的1%。外需低迷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也大受影响，增速从2007年34%下降到了去年的3%。
为了抵消外需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基建和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要理解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债务问题，需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由于需求不足，又存在增长目标，那么只能通过投资补上缺口。所以债务只是问题的表现，需求不足才是问题本身。想要债务不再上升，就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后果。任何”去杠杆“的措施，例如发展股权融资，或者债转股，如果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债务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大潮举步维艰；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基建和地产投资都达到了很高的位置。房价和债务的双重约束，使它们在未来十年很难达到过去的高增长。 “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占比低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过去十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18%到了目前的59%，接近日本目前的水平。要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老百姓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只能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这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状况。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从资本来看，过去几十年，为了鼓励投资和补贴国企，利率被人为压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通常和名义GDP增速差不多，而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则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速。人为压低的利率，有利于资金的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但不利资金的供给方，也就是居民部门。而且，当一件商品的价格被压低之后，必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就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分配金融资源。这是为什么提供“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从劳动来看，劳动力总是倾向从低收入地区流行高收入地区流动，所以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趋于收敛的。但户口制度，以及与户口捆绑的教育，医疗和社保，都在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导致了城市化水平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配置的效率，以及降低居民整体的收入。
从土地来看，目前的土地制度既造成了农村居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又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房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地价高房价的政策，导致财富从居民向政府的转移，从需要买房的人向已经有房的人转移，这些都会压低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自然也就会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反过来，这又让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实中，保增长就是保投资，而保投资就是加杠杆。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像目前热议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被当做基建2.0和地产2.0，恐怕也很难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是通过更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三十年前，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华丽变身，走出了由出口投资双引擎驱动的第一代“双循环”模式，但也出现了内外巨大的不平衡，导致其难以为继。未来第二代的“双循环”模式，如果目标在于提高消费的比重，那么就需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来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既意味着一系列挑战，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如果能够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我国的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转为逆差，既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能减轻来自贸易摩擦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助于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