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端传媒 “四年前错估川普之后 纽约时报打破同温层了吗？”
2016年川普意外当选后，《纽约时报》和其它偏自由派的主流媒体开始反思，自己和读者是否被封闭在了自由派的“泡泡”中，忽视了一个真实的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巴里·韦斯（Bari Weiss）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入《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加入正是为了纠正在16年大选时犯下的错误，把更多不常见于《纽约时报》的声音介绍给读者，戳破自由派的“泡泡”。
三年之后，新一届总统大选即将来临，韦斯却愤然辞职。她在1500字的辞职信中痛斥自己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受到同事的排挤、孤立和讥讽。她宣称“新麦卡锡主义”已经在《纽约时报》内扎根，“《纽约时报》却没能吸取2016年的教训”，没有“理解另一个美国的重要性”。
36岁的韦斯并非《纽约时报》唯一的保守派，但她可能是最善于吸引火力的一位。《名利场》杂志将她描述为“社交媒体的引雷针”，她几乎每一次发表文章都能引爆社交媒体，吸引大量的批评、嘲讽和攻击，一些反对者甚至给她贴上了“纳粹”（韦斯本人是犹太人）、“极右翼”的标籤。
而她的离职也成了美国媒体圈的热门话题，并引发新一轮的口水战：将近四年过去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是否还停留在同温层里？观念多元化的尝试是否就此失败？这个社会，是不是只能走向分裂？
《纽约时报》两代人之间的“内战”
韦斯上一次陷入争议，是两个月前《纽约时报》发表共和党人汤姆·柯顿（Tom Cotton）评论文章的风波。当时，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死亡，引发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这位来自美国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在时报评论版刊文《派兵吧》（Send In the Troops），呼吁美国政府派军队镇压游行示威者。
2020年5月27日，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死亡，引发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图为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场抗议中有杂物燃烧。摄： Stephen Maturen/Getty Images
文章发表后引发了轩然大波，批评者不仅有普通读者和推特用户，大批《纽约时报》自己的记者也公开表达不满，认为这样公开宣扬暴力的文章对美国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不应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韦斯在推特上阐述了自己对此事的观点，她将这场风波描述为《纽约时报》两代人之间的“内战”：老一代人遵循公民自由主义，而新一代人则信奉“安全主义”，不喜欢在情感和心理上遭到冒犯。
韦斯的这番言论遭到了同事们的反击，同为评论版编辑马克斯·斯特拉瑟（Max Strasser）指出韦斯对现象的描述并不属实，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关于编辑原则的大讨论，而辩论的双方也并非按年龄划分。评论版自由撰稿人查理·瓦策尔（Charlie Warzel）表示她的这种描述方式是“懒散的”。
《纽约时报》最终确认此文的发表流程存在严重问题，评论版主编詹姆斯·班尼特（James Bennet）也承认他在文章发表前甚至根本没有审閲此文。出版人A.G.苏兹伯格（A.G. Sulzberger）和班尼特在内的领导层纷纷向员工致歉，苏兹伯格同时批评韦斯的行为属于“糟糕的判断”（bad judgement），并表示自己感觉“被出卖了”。6月7日，《纽约时报》宣布评论版主编班尼特辞职，而对发表柯顿文章负责的评论版副主编吉姆·道（Jim Dao）也被调离评论版领导层。
在此事后，韦斯离开《纽约时报》已经成为定局，不过是早晚的事。一个月后，她终于发出了辞职信，宣布出走。
诸多对韦斯的质疑集中在她的言行不一上：她一方面将自己标榜为“取消文化”、“警醒主义”、“身份政治”的受害者和捍卫言论自由的斗士，另一方面却颇热衷于给和自己意见不同者贴上“反犹主义”标籤，被她贴标籤的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女权运动组织者、国会议员、漫画家。在她这封抱怨言论自由受侵害的辞职信中，普立兹奖得主爱丽丝·沃克却也被她划入了反犹分子的队列，她似乎认为这样的人发表的观点不配在《纽约时报》上拥有一席之地，不属于她所倡导的“多元观点”中的一部分。
《纽时》的问题出在哪里？
2016年大选后，《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伯格和执行主编迪恩·巴奎（Dean P. Baquet）在写给读者的信中问出了三个问题：唐纳德·川普的完全反常规，是否导致我们和其他新闻媒体低估了他在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是怎样的力量导致了这场分裂的选举和结果？最重要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谜一般人物的总统，在就职之后将会如何治理国家？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从报导还是预测上，《纽约时报》和全美众多新闻媒体，无论意识形态差异，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川普在民众中的支持。如今川普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这三个问题中的后两个的答案已经逐渐明晰：川普在任内并没有试图团结这个国家，而是不断让美国的裂痕变得愈加明显；导致他当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绝望和焦虑，而更多是文化上的反弹：白人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收到了威胁，认为移民、女性、少数族裔威胁了白人传统的主导地位。
作为美国新闻行业标杆的《纽约时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人们至今依然在争论不休。
在韦斯和她的前老板班尼特眼中，《纽约时报》问题在于缺乏多元化的声音，忽视了自由派“泡泡”之外的美国。詹姆斯·班尼特自2016年就任《纽约时报》评论版主编后一直致力于推动评论版的观点多元化，引进了众多争议性的成员，除了韦斯之外，还包括普立兹得主、质疑气候变化的专栏作家布莱特·斯蒂芬斯。除此以外，评论版近年来也加入了不少左翼、少数族裔作者以及来自科技界等更多领域的作者。
但无论韦斯或者斯蒂芬斯，还是《纽约时报》老牌保守派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和罗斯·杜塔特，他们都是所谓的“反川保守派”（Never Trumper），而这一保守派在如今的共和党中只占了极少数，这类保守派在《纽约时报》不仅不缺代表，甚至可以说代表过剩。而《纽约时报》日渐多元观点中，似乎总是缺少长期支持川普的声音。报纸在2017年推出的“说说川普的好话”活动也无疾而终，很显然，《纽约时报》的多元观点并非没有边界，反民主、支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传播阴谋论甚至谣言的内容很难为《纽约时报》自己以及读者所接受。
在《纽约时报》的高层似乎认为，班尼特和韦斯等人的先后出走并不代表《纽约时报》就会不再试图保持传统的公正客观。在讨论汤姆·柯顿事件的员工大会上，执行主编迪恩·巴奎重申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纽约时报》不应该成为“反对党”。他表示：“我认为一些新闻机构做得有点过头了——和川普无关——而是为了取悦读者。”苏兹伯格之后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纽约时报》不会放弃独立和客观的原则，他提到了在1969到1986年间担任执行主编的A·M·罗森塔尔的原则，强调对记者的政治倾向保持警惕，坚持新闻栏目的公正、客观和高品位，“让报纸走在正道上”。尽管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自由派报刊，但《纽约时报》中的不少高层和老牌记者却不大肯承认自己的自由派偏向，认为应该努力避免这种偏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纽约时报》内部依然大有人在，《纽约时报》首席白宫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甚至表示记者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的是观察者，不是参与者，因此不应该投票。
一些批评者却认为，《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错误恰恰不肯在自己的倾向性上保持公开透明，为了避免被认为存在偏见而刻意隐藏自己的观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康纳·费里得斯多夫（Cornor Friedersdorf）认为，尽管隐藏观点的初衷是避免展现偏见，但这种想法想法恰恰会导致媒体的可信度下滑：每当有记者表明自己是一个有感情、有观点的人时，媒体的可信度都会遭受打击，记者的社交媒体或是不经意的发言都会成为媒体打击媒体的可信度。
还有批评者认为《纽约时报》的偏向性有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或左或右的偏见，而是一种“中间主义”偏见。前《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大卫·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t）撰文表示“中间主义”偏见将意识形态上的中间路线和客观公平混为一谈，在美国着政治环境下，尽可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就变成了所谓的“客观”。这样的偏向性导致媒体在2016年大选中连篇累牍地报导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因为他们认为不能只有川普一方的负面新闻），最终间接导致川普的当选；这样的偏见也让《纽约时报》在川普上台后将川普的极端行为正常化；而同样的偏见也让主流媒体忽视了民主党内进步左翼的崛起，并导致桑德斯和沃伦等候选人在竞选中处于劣势。
“堡垒新闻”的终结和权力结构的变化
BBC国际部主任彼得·霍罗克斯（Peter Horrocks）在2009年描述了“堡垒新闻”的终结：“大多数记者都是带着堡垒式的思维成长的。他们生活工作在高墙环绕的高傲的机构中生活工作。他们每天骑士般的人物很简单：和其它堡垒里的记者战斗……强大的老牌机构为新闻业提供了完美的基础。大型新闻机构可以培养技能、承担风险、支付昂贵的新闻费用，和其它新闻机构的竞争激发了伟大的新闻作品……但这样的世界正被迅速侵蚀，但这个世界正迅速被侵蚀。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经济压力正在使堡垒的成本变得不可持续。”
11年后，新闻堡垒的崩塌已经显而易见。社交媒体的崛起、科技巨头蚕食广告利润、读者消费信息习惯的变化，让曾经包围着媒体机构的高墙形同虚设。
7月中旬，韦斯和《纽约》杂志的的保守派作家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在同一时间先后出走，吸引了所有的眼球，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几年来最大的媒体行业新闻”。但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媒体行业的另一件大事却鲜有人关注——全美最大的新闻出版集团之一麦克拉齐报业集团（The McClatchy Company）进行了破产拍卖。这家拥有《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堪萨斯城星报》（The Kansas City Star）等多家知名报纸、拿过无数普立兹奖的报业巨头在过去数年中数次裁员，但最终依然没能挺过新冠疫情下的媒体寒冬。在被对冲基金收购后，麦克拉齐报业无疑会被榨乾所剩无几的微薄利润，被迫继续变卖资产，裁撤更多记者，关闭或出售更多报纸以节省成本。
越来越多的地方媒体被迫关闭，美国一些地区甚至没有任何一家地方性媒体，变成了“新闻沙漠”。前《纽约时报》公共编辑、《华盛顿邮报》媒体专栏作家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ivan）在刚刚出版的《消失的新闻:地方新闻和美国民主的危机》中引用非营利机构PEN America2019年的研究指出：随着地方新闻的衰落，政府官员的行为越发不端，效率和有效性显着降低，企业的不法行为也无法得到制止。当地新闻的缺失，会让公民投票的机率降低，政治信息的掌握程度降低，竞选公职的可能性降低。
和举步维艰的地方媒体相比，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全国性媒体近年来却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截至2020年5月，《纽约时报》的订閲用户数已经突破580万，把其它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公司股价在四年内暴涨超过250%，其表现可以与炙手可热的各家科技公司比肩。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和订閲人数的增长也让公司在新冠疫情下能够维持稳定，整个新闻编辑室没有记者被裁员。（《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宣布裁员68人，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广告部门。）
但对订閲用户的依赖也会给《纽约时报》带来另一种新挑战。2016年川普当选后，《纽约时报》在一个季度订閲人数暴涨27.6万，创下2011年《纽约时报》订閲新模式推出以来的最佳成绩。读者订閲纽约时报，可能是出于对川普政权的恐惧，或许是对其报导和评论的认可和支持，但也是表达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即便《纽约时报》自己不想成为川普政府的“抵抗势力”（The Resistance），但这些读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抵抗势力”的光荣成员。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纽约时报》会因为读者喜好而改变报导方式，但随着《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对订閲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大，读者的意见自然会或多或少会对报导和评论的方向产生影响。
而这样的新挑战对于评论版来说格外艰难。《纽约时报》在1970年开始发表评论之初曾明确表示：“（发表评论）目的是给那些与《纽约时报》没有体制性联系的作家和思想者提供更多机会讨论议题，提出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他们的观点往往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但当时的读者和现在完全不同，他们会把这份报纸当成自己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获取信息的来源，但如今的读者订閲《纽约时报》，显然不是冲着不同观点来的，如果想要获取不同的观点，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无穷无尽的不同观点，并不需要靠《纽约时报》一家媒体。而每当《纽约时报》上出现争议性的内容和观点，大量读者都会选择“用脚投票”，用退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据报导，在汤姆·柯顿评论文章发表后的数小时内就有数百人选择退订。
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下被侵蚀的不仅仅是围绕在新闻机构外的高墙，还有内部的权力平衡和新闻机构内分割各个职能部门的“防火墙”。老一代新闻机构“守门人”的观点和信奉的准则不再被新一代奉为圭臬，更加多元的记者群体正在向传统的报导中立规则发起挑战。在报导弗格森事件中声明鹊起的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韦斯利·劳厄里就认为新闻机构的“核心价值应该是真相，而不是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普立兹奖得主尼科尔·汉娜-琼斯宣告：“对不偏不倚、两边一碗水端平、《无源之见》（ ‘view from nowhere’ ）的坚持在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中是行不通的。”
新一代的记者们把推特和Slack当成了武器，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在汤姆·柯顿的评论文章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后，《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员工们在短短几小时内就集体行动，打破了公司在社交媒体发表观点的限制以及新闻编辑室和评论版互不干涉的传统，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发声：“发表这篇文章威胁了纽约时报黑人员工的安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们联名写信向管理层施压，要求在报导种族、警察等议题上进行根本性改革，甚至直截了当批评评论版缺乏事实核查和透明度损害了报纸的信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们向管理层控诉新闻编辑室内的种族歧视。
BuzzFeed News前主编本·史密斯（Ben Smith）2019年在报导《纽约时报》执行主编的“继承之战”时，这样描述《纽约时报》内部人士对推特上的批评者、订閲者的抱怨、年轻记者呼吁变革的呼声的态度：“我不断听到的说法是：《这根本不在我们的基因里。》”
不到一年的时间，本·史密斯已经被《纽约时报》挖走，成了媒体专栏作家，报导中提到的执行主编最有力的竞争者班尼特却黯然下台。我们正在目睹的可能是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剧变，高墙内的精英们无法再用傲慢的态度对待排山倒海的变革呼声。如今《纽约时报》要认真考虑编辑一下自己的“基因”了，而“基因编辑”的权力也不会再被少数几人所独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