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一位是荷兰人马林——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由列宁推荐来华。尼科尔斯基是接替维经斯基而来到中国的。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负责人，派以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为首的小组来华。维经斯基就成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维经斯基认为，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他在华期间见了“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直接帮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中国十个月，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不仅播下火种，而且燃起几处火苗。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俄国，随后被任命为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负责联系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国革命者。
维经斯基走后几个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委派了新的代表尼科尔斯基来中国，1921年6月初抵达上海，他的任务是要把中国各地正在集结的共产主义者，集中起来开会，成立全国性的政党。
创建中共的最重要人物尼科尔斯基（1889—1938）。档案极少，照片也很难找到。1921年加入俄共（布），来华建立中共时是俄国军事情报人员。几乎同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也到达上海。马林来华之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一无所知，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马林后来还在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他来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他们两人接上头，马林的任务迅速更改：配合尼科尔斯基完成任务。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尼科尔斯基是一位谜一般的神秘人物。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包惠僧。他在《新观察》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尼科尔斯基：“接着李克诺斯基（对“尼科尔斯基”的中文音译，五花八门，这是其中一种）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22年后，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忆中，包惠僧又明确提及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另一个较早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张国焘。他在《我的回忆》中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尼科尔斯基”中文译名又一种），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他去见尼科尔斯基，尼科尔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不露形迹地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张国焘评价说：尼科尔斯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董必武、刘仁静等都在回忆中提到了尼科尔斯基，证实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来的代表。荷兰学者弗·梯歇尔曼在《马林政治传记》中写道：“1921年他（指马林）与他在上海的合作者俄国人尼可尔斯基一同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成员，这个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为中国、日本和朝鲜设立的东方局”。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也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马林和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议。”
后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次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即便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尼科尔斯基也不了解。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历史学家卡尔图诺娃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历史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跑各个档案馆，翻找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档案文献。1986年——那已经是文革之后——邵维正解决了中共一大的两个难题了（邵维正如何解决中共一大的难题，我在前一期《伐林追问》第116期节目《惯于造假的中共，却有一项探究历史真相的成果》中做了详细介绍——老高注），在荷兰发现了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马林是荷兰人。手稿中提到他在中国共事的战友：“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华访问，可能是中共有关部门请他关照这一问题，他回到莫斯科，给当时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任务：找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履历和照片。任务又落到了卡尔图诺娃头上。她在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又搜寻了很长时间，最后将研究成果以“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上。据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徐元宫介绍，2006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珍贵档案资料，从而使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更加翔实和准确。她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发表《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指出：“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叫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以下要念就太繁琐了，很多番号和地名，念起来很难懂，我就简明复述吧：
他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1912年至1916年在赤塔市私人商店和火车站干活。1916年至1917年在沙俄的预备部队任列兵，复员后在一些私营企业里任职员。1918年又当兵了，这时十月革命已经爆发，他1920年4月随同白军整个犹太人独立连投向红军，在雅科布松红军游击队当战士。注意这句话：“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5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
文中还指出，“从那时起一直到自己的仕途终结，他将自己的生命同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拴在了一起。1938年2月23日，尼科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他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自1931年起积极参与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的反苏活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疆区机关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并且参与了替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间谍活动，判处尼科尔斯基死刑，判决于当天在哈巴罗夫斯克执行。被捕前尼科尔斯基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大尉。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决议，尼科尔斯基被平反昭雪。”
如果卡尔图诺娃的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可信的话，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是苏俄情报人员，在1921年来中国期间也是如此，而且看来级别不高，17年之后，才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大尉。我没有理由怀疑卡尔图诺娃的研究成果，她毕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很执着地在探究。但是我盼望有更多来源的史料来印证。
从2006年的这个成果，也澄清了一个乌龙。什么乌龙呢？就是尼科尔斯基的年龄。他出生于1889年，参加中共一大时他应该是32岁。但是2007年10月，《党史纵览》杂志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何立波的文章《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作者显然还没有看到卡尔图诺娃的最新文章。文中说：参加中共一大时，尼科尔斯基年仅23岁——开始我以为是笔误，32岁错写成23岁，1889年出生错写成了1898年出生，但文中随后还发挥说：“与他同岁的一大代表有济南的王尽美，比他年龄小的只有北京的刘仁静，19岁；济南的邓恩铭，20岁，其余的代表年龄都比他大。”我才意识到，不是笔误，就是搞错了。
我一边看资料，一边心里涌现出很多问号——可能我是《潜伏》等等谍战片看多了：对尼科尔斯基的身份，中共党父们究竟是如何确认的呢？一大参与者的回忆中谁都没有提到。最开始接待他的是谁，李达，还是李汉俊？都是陌生人，还是外国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到上海工作，有何凭据？当年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不能有文字凭据，但是总要有双方都认可的信物，就像革命样板京剧《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拿的红灯，就像另一出红色大戏《磐石湾》里的海匪“乌贼鱼”裹在头巾里的刀鞘。再退一步，如果连实物凭证也不能有，也得有接头暗语吧——就像《红灯记》里的对话：“我是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
前面讲过尼科尔斯基给张国焘一张有针孔的名片作为接头证件；党史学者林宝敏写过中共六大代表怎么分散前往莫斯科：“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截折断的火柴作为接头信物。到满洲里下车的代表，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根据这些，我推测尼科尔斯基来中国应该也有类似的联络方式。但我孤陋寡闻，一直没看到有关披露。
我更大的疑问，是另一个：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已经38岁了，比尼科尔斯基大好几岁，他颇受列宁器重，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更是列宁亲自推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他这个来自中央最高层的，为什么却成为从地方局派出的尼科尔斯基的助手？明明年龄、经验、资历、级别，马林都比尼科尔斯基高得多啊。据跟马林打过交道的中共党父们回忆，他的性格是比较强势的，嗓门很高，声如洪钟，经常是滔滔不绝。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维经斯基迥然不同……”一位外国学者这样比较马林和前任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谦逊、赢得人心，马林则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固执己见。具有西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
荷兰人马林，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当过列宁的秘书。他为何甘当尼科尔斯基的助手？
马林应该与尼科尔斯基也是素不相识，为什么甘心情愿地服从一个年龄、经验、资历、级别都比自己低的尼科尔斯基？从他写到的文字看，态度平和、恭谨，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内心的不平衡，就是纯粹的“甘当绿叶扶红花”的心态。按照我们有限的社会生活经验，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对方有更大的来头。像年纪一大把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就对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讨好迎合——他是林彪的儿子呀！但是马林自己就是直接通天的人物，谁的来头，能比列宁还大呢？
当然，或许尼科尔斯基之所以能够取信于中国共产党人，让马林相信自己是上级，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金钱说话。维经斯基离开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就遇到了困难，以至于《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尼科尔斯基就是新财神爷，他带钱来了！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各地参会的每位代表提供了100元旅费。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三等票是15元。10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什么多数中共一大参加者在回忆时都认为尼科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强调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主导性作用呢？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完全出于马林之手。”为什么会有这个误会，倒比较好解释：马林年龄较大；其次，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通俄语。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都英语流利，李汉俊据说还精通德语。而尼科尔斯基只会俄语，仅懂一点英语，与中国人讨论问题存在很大的语言障碍，基本上无法交流。这样不可避免，尼科尔斯基这个为主的代表，无法直接指导一大，而当助手的马林却可以与李达、李汉俊等人自由交谈。在一大上，马林一直是用英语致辞和讨论，而尼科尔斯基除了专门发言之外，大家讨论时他只能沉默。
女研究员卡尔图诺娃博士说：尼科尔斯基“还承担着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委托给他的义务，更确切地说，就是承担着其机关设在赤塔的职工国际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义务”。也就是说，尼科尔斯基同时肩负着双重使命。中共一大结束后，尼科尔斯基仍在继续为赤色职工国际做工作，积极参与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参与了派遣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
我们归纳一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派马林前来中国主要是了解中国的革命工作，马林出发之前，还并没有帮助中共建党的任务。帮助中共建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前来的使命，马林是临时更改使命协助尼氏。而尼科尔斯基，一个刚刚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基层情报人员，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能懂得多少？对中国能懂得多少？但一句中国话不会说的两位钦差大臣下车伊始，来到上海短短五十天，就催促建立起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通过他们去煽动数亿民众，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
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一句话——“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我看过一些文章，主要是中共体制内的学者的文章，说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如何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前来中国。这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中国点火，是要用列宁首创的世界革命理论给中国知识分子洗脑。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结合，推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俄党与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苏俄只求迅速建立一个对中国北京政府不利的革命党，要“快快干”，不能“慢慢来”。只要目标高尚，可以不择手段；以恶对恶，以暴易暴，世道越乱越好，趁机夺权；把仇恨思维与斗争哲学强行“灌输”给民众。陈独秀对于苏俄这一套刚开始不以为然，然而，他既然要建立所谓“纯正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党，在《党纲》写进“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只能是走俄国人的路。中共建党以来99年、100年走过多少弯路，中国这99年、100年遭受过多少灾难，可以说在1921年7月那次会议上就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