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东济宁女子苟晶23年前高考成绩被他人拿走顶替上大学的案件在经过两个星期的网络热议之后终于都有了官方调查处理结果。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国内乃至中国境外有关苟晶高考被顶替事件的评论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掌控之中，该事件涉及中国公众基本利益的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注意，甚至难得被提起。
大事化小与插科打诨
2020年6月22日，苟晶以网名“前世是天使2001”在新浪微博网站陈春秀事件相关微博下发表评论，称自己与陈春秀一样，是高考顶替事件的受害者。苟晶在微博中称，1997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拿到了假的成绩，她班主任的女儿以她的成绩和她的名字顶替她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截至目前，原籍山东聊城市冠县的陈春秀和原籍济宁市的苟晶高考被顶替事件已经有了官方调查处理结果。在这两起事件中有违法行为的25名在职和退休人员（其中包括职位高低不等的官员）分别受到开除公职、公安机关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低或取消退休待遇、降低岗位等等处罚。
然而，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些处罚措施难以恢复中国公众对中国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乃至合法性的信心，因为中国公众难以相信，随着这些官员的被处罚，当今中国赤裸裸的教育不公平的状况以及高考招生的黑箱作业会消失。
中国民间和政府传统上一直重视教育。对民间来说，过去是学习优秀者通过考试可以吃上皇粮，即成为有权力的、受人尊敬的官员；现在是学而优则有更好的前途和钱途。
对过去的皇朝统治者来说，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天下优秀人才担任官员是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所以，中国先前的皇朝统治者对考试舞弊问题十分重视，对舞弊的人也会予以严厉的惩罚，其中包括死刑。
然而，当今中国许多公众抱怨说，中共当局对教育公平和考试公平的重视程度显然远远不及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统治者对科举考试公平性的重视。随着中共推行教育产业化和政治化，随着中共官场腐败愈演愈烈，种种不公平和营私舞弊更加突出，更加肆无忌惮。苟晶和陈春秀被他人顶替上大学的案件都清楚地显示，中共官场腐败猖獗，配套成龙，多方协调，无缝对接，根本就不是个别贪污腐败分子的单枪匹马的零星单干行为。
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中共统治下的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虽然仍在宣传对腐败舞弊行为零容忍，但对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样的更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实行严格的限制。就这次苟晶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高考舞弊而言，中共当局采取了种种明显的舆论操控措施，其中包括压制某些话题，对浮出水面的话题尽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插科打诨，转移视线。
中共当局压制或封杀的话题包括，苟晶和陈春秀高考成绩被他人冒名顶替用来上大学的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这种事件在山东至少发生200起，而这种事件并非山东特有，甚至也不是山东最严重，而是全国普遍存在，其他省份可能更严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曝光。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仅仅在江苏一个县就发生1000多起高考顶替事件。
高考招生作弊是一种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多年得不到解决，越演越烈的问题。然而，这个话题在当今中国是一个媒体禁忌话题。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整齐一致地回避这个话题。在山东省，在苟晶高考被顶替这个话题在网民热议之际，山东省媒体对苟晶事件予以完全回避，不予报道。对苟晶事件报道的，是北京的《新京报》等外省市媒体。而外省市媒体的报道也是尽力回避系统性问题。
在另外一方面，主管中国教育的中国教育部对这种严重侵害公众教育权利的新闻事件一直没有发表评论，但7月3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该部总部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2020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并声言“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0年高考安全的线索。”
对中国公众来说，中国教育部做出的这种维护教育公平的姿态并不能令他们感到多少欣慰，因为中国教育的赤裸裸的不公平，教育资源对北京等大城市超大规模倾斜，资源分配稀少的其他身份的考生不但在高考录取时得不到照顾反而要再次被歧视，这种举世罕见的中国式教育双重歧视的政策正是中国教育部所推行的。2001年，中国山东青岛三个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实行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在中共当局的干预下，有关诉讼不了了之，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双重歧视政策一仍其旧。
在苟晶高考被顶替事件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对问题的处理避重就轻，当局的这种表现被许多中国网民称作“波澜不惊”。与此同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充斥着在许多观察家和中国网民看来是明显的插科打诨的言论，其中包括臭骂山东黑暗，臭骂山东人苟且龌龊，臭骂山东人奉行虚伪的孔孟之道，臭骂苟晶卑鄙炒作（考试总分才五百来分，居然想冒充学霸），臭骂苟晶忘恩负义，缺德（使年近80的老师如此受辱，受损）。
极重要问题缘何难浮出水面
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表示，苟晶和陈春秀高考成绩被他人冒名顶替的事件曝光以来，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种种表现非常有趣，非常值得研究。
这位因担心工作乃至生计受到影响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说，中国媒体和网络舆论整齐划一地回避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教育不公平、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不公平是制度性的、体制性的，与此同时，包括网络在内的中国媒体将话题集中于所谓的具体事件，集中于山东乃至山东人的德性，这一现象固然跟中共当局就的舆论操控有关，因为中共宣传机构可以肆意封杀它所不喜欢的任何话题，但显然也跟中国公众对当今中国的高考制度的认知有关。
这位研究者说，“我的猜想是，中国人对中国的高考制度，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高考制度有一种神圣化的心态，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中国难得的一种公平的制度，中国的这种制度甚至比西方的都要公平。因此，他们不愿意思考这个制度的整体性的不公平，而只是愿意从执行的层面看问题，觉得只要消除了顶替之类的坏现象就好了。”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长期以来也一直密切观察中国的教育问题。胡平对美国之音说，自苟晶事件曝光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乃至自由世界的自由媒体如推特基本上都没有多少人提起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教育不公平是官方始终一贯的政策。胡平说，这些重要话题难得在中国大陆媒体和互联网上出现，甚至也难得中国大陆之外不受中共控制的的中文媒体上浮出水面，这种局面显示了中共舆论操控的力量，也显示了中共的历史虚无主义教育的成效。
胡平以及许多其他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中共建政70多年来，从1949年10月1日直到今天，实行公开和不公开的教育歧视和欺诈是中共政权的始终一贯、从未间断的政策。文革前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中学和大学公开实行按阶级成分划线，评分，录取。阶级成分不好的学生干脆就不录取，不管你考试成绩多么优秀。
胡平举例说，在文革前他上中学，政治考试他每次总是获得满分或近乎满分，但他不管考得多好能拿到的分总是不超过八十分；相比而言，他所受到的这种不公平待遇还算是小巫，因为他听到知情人报告说，中共老干部、老红军成方吾一度任校长的山东大学曾经实行按阶级成分给各门功课打分，阶级成分好的学生六十分可以提到八九十，阶级成分不好的学生则是八九十分也要打为六七十。
胡平说，中国教育系统性的极端不公平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国内外的中文媒体中难以浮出水面，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共当局的舆论导向和历史教育的引导下，太多的人不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实行赤裸裸的不公平的教育政策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从来就不是山东的问题，而是全国一盘棋。实际上，从山东眼下查出和公开的案子来看，那都是低级官员的所作所为，有权力的高级官员根本就不需要让自己的孩子或亲友、熟人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而是用自己的名字名正言顺地上更好的大学，而这样的官员云集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山东。
中国公民获得教育公平难上难
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实行的教育歧视和欺诈政策在所谓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间断，反而变本加厉。例如，在文革后期，中国大学再度部分开放，实行所谓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从工农兵当中推荐学生上大学随即变成了走后门上大学，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多是中共干部或干部子女、亲友，凸显出中共的教育政策实际上是为中共权贵服务，而不是为中共所声言代表的劳动人民服务。
在走后门上大学引起公愤之后，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干脆亲自出马，为走后门上大学辩护，声言他毛泽东自己也走后门，“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毛泽东还说，走前门的不见得就是好人，走后门的不见得就是坏人。有毛泽东如此以身作则，利用权力占用和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机会的做法便成了中共权贵的一种不成文的福利。
因为发生了文革而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胡平在文革之后一举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他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就是中共的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典型受益者。他在文革期间以中共地方干部的身份上大学，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他完全不懂的化学。文革之后，习近平再以福建省省长的身份获得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尽管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所谓博士论文有大段大段的抄袭。但这也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自从中共提出所谓的干部知识化之后，中共在职官员利用职权获得博士学位的成千上万。”
胡平说，文革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高考相对公平了一段时间，但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以学生为先导的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共政权开始重新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中共官场腐败越来越肆无忌惮，即使是高唱反腐败的习近平当局在拿下徐才厚、郭伯雄等所谓的贪官的时候，也强调他们问题主要是在于政治问题，其明显的言外之意是以权谋私是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各级官员上行下效，以平民为代价越来越公开地抢夺、劫掠、私分教育资源。保送、特招、内部黑箱运作、冒名顶替，各种奇招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中国大陆想获得教育公平难上难，甚至难于上青天。
在胡平发出上述评论之际，来自中国的报道说，被人非法顶替上大学的山东冠县女子陈春秀表示希望重新入学山东理工大学。但该大学以“无此先例”为由予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