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是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用观点和论据来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他在书中承认：预测中国的未来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上也很有风险。自从1989年之后，预测中国会陷入危机和混乱、共产党会倒台的论点满天飞，但是后来都被事实证明是错的。相反，中国从九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用了短短二十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老大。这种事实和预测的巨大反差使得预测中国的未来变得令人生畏，也使得目前在美国出版的专门预测中国未来的论著并不多见，所以沈大伟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 by David Shambaugh就比较引人注目。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名字耳熟能详。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研究专长是中国的内政、外交、安全和军事等领域。从1984年开始，他一共出版了20本研究中国的专著，其中有几本还被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沈教授在书斋中的研究成果，一般民众可能知道的不多，但是有篇文章却让他出了名——2015年3月6号，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标题耸人听闻，内容也引起不少争议。沈教授从五个方面说明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开始倒计时：中国的党国体制已经衰败脆弱不堪，而习近平的铁腕治国只会让这个体制不堪重负，最终会把中国带向崩溃的边缘。这五个证据有的是沈教授对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观察，有的是他到北京参加一次研讨会的印象。从这五个有限的方面就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会不会失之轻率？要知道，2015年正是中国的国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啊！
《中国的未来》这本书并不像《中国即将崩溃》那样耸动和悲观，论据和事实也要充分得多，但是研究方法却是一样的——沈大伟是一个政治决定论者，他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除非改变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绝无光明的未来。那么沈教授是如何从中国鲜丽强大的外面下面看出中共的体制会出现致命裂缝，为什么要在现在预测中国的未来呢？作者在书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沈大伟描绘的当下中国局势只有两句话——政治收紧，经济下滑。从2009年开始逐渐增强的政治高压到习近平上台后变成全面严控的局面，而经济形势则从胡温时代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掉落到了需要保七保八的地步。用前总理温家宝的话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中国亟需转变发展模式，从用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变成消费创新型经济，避免掉入“中产阶级陷阱”。沈大伟认为：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则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改革开放兴起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变成了现在与将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领导人正试图用一个陈旧落后的政治机器来创造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沈大伟在书中写道：中国未来的经济需要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党国体制：它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中央集权式的、榨取剥夺式的独裁体制，而是一个灵活反应型的、包容性型的、辅助促进性型的、妥协型的和透明公开的国家体制。
为了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失灵，沈大伟列举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措施名存实亡的例子。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三中全会上，习近平踌躇满志地推出了洋洋大观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计划，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在推出后大都没了下文。据一些驻扎在北京的外国机构（美中商会、美国商会、欧洲商会等）在2015年的观察记录，在多达三百多项的改革措施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得到落实。沈大伟认为这些深化改革计划被束之高阁的三个原因是：1） 这些政策和措施本身十分模糊不具体。2）中共掀起的反腐运动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不愿意为改革出力。3）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国企）的强烈抵制。当然，习近平的任期还有五年的时间，现在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措施完全失败还为时过早。但是以习近平上台后集权之速，手中权力之大尚且不能推进自己的改革大计，不也正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吗？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离不开世界大势。在预测中国的未来之前，沈大伟首先展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他引用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到2030年全世界会出现四个“大趋势”：
1.个人权利的增加———贫困率下降、中产阶级壮大、教育机会的改善、新型通讯方式和先进制造业技术的普及、健康照顾的改进等。
2.国际事务中权力的分散——美国相对新强权的衰落、国际霸权的消失、世界更加多极。
3.人口结构的变化——全球人口老龄化将抵销经济成长、全球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将增加。
4.对资源的需求将显著增长——人类对食品、水和能源的需求将会增加大约35%-50%。气候变化将加剧现有的天气模式：涝的更涝，旱的更旱。
从这些大趋势中可以看到，中共未来的统治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那就是中国人民自主意识的高涨和发展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的矛盾。沈大伟列举了一些美国社会政治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威权体制政权如果要想把经济转变为真正具有附加价值的现代经济，就必须把“攫取式”的国家体制转变为“包容式”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权本能地不具备促进“后攫取式”经济以及满足富裕起来的公民日益高涨的要求的能力。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现实都会迫使威权主义政权作出“适应”的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要走那条道路呢？
沈大伟在他的书中为中国勾勒了四条路径:
1.新极权主义道路(Neo-Totalitarianism)。这是一条企图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道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不稳定和各种弊病，党内的保守派想要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且出台一系列严酷的压制政策，对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从而造成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具体很像六四事件后到邓小平南巡前中国社会的情形(1989-1992)。
2.强硬威权主义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走、而且很可能还要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种政治高压+经济改革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经济改革成果有限，经济发展继续停滞，从而社会问题加剧。中国会陷入“中产阶级陷阱”而无力自拔，最终会使执政党陷入长期的政治衰退。
3.柔性威权主义道路(Soft Authoritarianism)。中共仍然走一党体制的威权主义道路，但是在公民生活和政治体制方面很大程度地放松控制，包括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教育、执不同政见等等。这些松绑政策都将为经济实行真正的转型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达到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的局部转型。这种局面就像1998年-2008年的中国。
4.半民主道路(Semi-Democracy)。这就是典型的新加坡模式：一党长期执政，但仍然是举行定期选举的多党体制。有一个国会，司法独立，开放然而有限制的媒体，消除了腐败的法治社会，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对公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进行保护等等。
在这四条道路中，沈大伟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会走“新极权主义”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首先，私营经济成分在中国社会已经开花结果，新极权主义分子要想消灭或者限制这些经济成分势必会遭到全社会的强烈抵抗以及党内改革派人士的反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的大门是很难再关上的。同样，中国一时半会也不会走上“半民主”道路，因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会容忍真正的政治变革。而且，“半民主”的道路需要中国在“柔性威权主义”道路上走过很长的时间后才会出现。但是沈大伟又没有完全排除中国会走这两条道路的可能性。当中共不能突破改革的限制，中国陷入“转型陷阱”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任何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中国的未来很可能会在“强硬威权主义”道路和“柔性威权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沈大伟分析，中国继续走“强硬威权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很高，因为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在走这条道路。中共依赖惯性也会走下去。沈大伟用一个词汇来形容这种惯性，叫“道路依赖”(path dependent)，用中国俗语说就是“轻车熟路”。走熟路不会有什么风险，所以这可能是中共领导层最容易和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长期的低速发展（沈大伟预计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会保持4%-5%的发展速度）和有限的改革，会使中国无力突破转型陷阱，导致社会问题慢慢恶化。
在沈大伟看来，目前中国最应该走的道路就是“柔性威权主义”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会为经济、社会和政体三方面完成有质量的改革和转型铺平道路。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从外部观察中国事务必然会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与混乱。但是沈大伟的《中国的未来》一书牢牢抓住一个纲：那就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其实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是“收”还是“放”之间。沈大伟预言，中国在“强硬威权主义”道路和“柔性威权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刻马上就会到来——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19大.
今天回头看，中国看来走了“强硬威权主义”道路，不出沈大伟教授的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