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依然汹涌澎湃，但仍无法阻挡城市魅力。据东京都估算，截至2020年5月1日，这座城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有关报道说，即使在疫情中，这座城市人口仍在增长。我们知道，此前数十年间，日本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都在设法阻止“东京一极集中”，但上述事实粉碎了此前各种限制东京人口的行政努力。也许，东京人口又创新高，这并非东京的胜利，而是城市的胜利。
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曾写过一本名为《城市的胜利》的书，这本书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发明让我们富裕，智慧、绿色、健康以及幸福。9年前，全球化、城市化仍在高歌猛进，格莱泽的著作不但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2011年非虚构类最佳图书，而且还在次年被翻译成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影响广泛。
一部人类文明史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宏大的城市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尽管在人类通往文明的路途之中，疫情从未远离城市，任何古老城市，都曾经历各种疫情困扰。不过，尽管城市风险及不确定性明显大于乡村，但这并没有阻挡人类不断向城市集聚的滚滚洪流。
但是，难道在疫情当道的今天，以及不可确定的未来，我们仍可宣称城市取得胜利吗？今天，相对于乡村、小城市来说，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面临的困难更大，许许多多全球超大城市仍在面临更多的死亡威胁。此外，那些巨大城市的行政效率以及医疗能力，似乎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这不能不让许多人对城市感到失望。
2020年新冠病毒将全球数十亿城市居民禁锢在家，严重降低了人类生活质量。这场巨大疫情让许许多多的人对大城市生活价值产生怀疑。6月中旬，北京重现大规模疫情，一个农贸市场，让整座城市重陷紧张。同期，东京解除紧急状态后疫情也出现反复。而在美国许多城市，感染人数重新上升。城市的巨大以及内部的复杂性，让城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曾实行一种“逆城市化”政策，建立户籍制度，区分农村城市户口，限制城市人口。这种政策造成社会分裂，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不仅放弃“逆城市化政策”，而且刻意发展大城市，在短期内创造了十余座1000万级人口城市。今年5月下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5%，今天，中国政府仍在推进若干巨大城市群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askia Sassen是一位城市问题学家，她的《全球城市》（1991年）主要研究了纽约、伦敦以及东京三座“全球城市”。她所说的“全球城市”，不单是拥有众多跨国公司，更重要的特征是全球金融企业集聚，全球高端人才集聚以及全球信息高度集散。此外，她还指出，全球文化即“舒适性”（amenity）对“全球城市”也不可或缺。
任何城市繁荣，都离不开城市对其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在拥有自由的城市，居民享有人身安全，契约自由，贸易自由。保障一座城市繁荣，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也可以通过城市自治方式。后者成本更小，也更具有持久性。“全球城市”治理须依靠法治，而不能依靠强制。在“全球城市“中，不但人财物自由流动，信息、思想也同样可以自由交换。
最近，东京解除紧急状态。尽管如此每天仍出现十数名乃至数十名感染者。但东京并未采取强制回归“紧急状态”。面对瘟疫，人类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限制人的移动自由，强制隔离。这种方式的确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在使用。毫无疑问，强制隔离行之有效，但对任何城市来说，“隔离”应是非常、最后的手段。在疫情初期恐慌过后的今天，人类正在探讨一种与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方式。
今天多数人认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但Saskia Sassen则认为，迄今为止任何“全球城市”的发展，都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妥协的结果。尽管现代国民国家全力以法律、教育以及经济政策，尽可能在领域内造就均质国民，构筑国民经济。但另一方面，国民国家也在通过对全球化力量提供合作巩固自己的地位。正是因为国民国家与全球化力量的这种巧妙合作，造就众多“全球城市”。
在新冠病毒时代以及今后，如要让“全球城市”具有持久活力、魅力，这就需要制定一个系统而可持续的方案。如何让城市能够集聚全球专业精英，如何让城市成为全球信息集散地，如何让城市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如何构筑城市的舒适性无疑都是重要项目。但同时要记住，一座城市必须是正义的。因为一个缺乏正义的城市必定是没有魅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疫情之下如何保障城市自由？关于大数据、AI在城市安全、防疫方面的应用，历来存在对立观点。但人类将会在技术革新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找到一个合理的妥协。目前全球超大城市已经展开一场智慧城市竞争。日本内阁负责推进智慧城市计划，而日本经产省已经收集了40个城市300余智慧城市的事例以期推广。今年5月27日，日本参院通过“超级城市法”，准备以AI技术创造“未来城市”。当前中国城市已启动深度城市化政策，以智慧城市突破疫情对城市的困扰。中国出现许多地方城市“智慧城市”试点，成果令人瞩目。
我们很难预测城市未来能否继续取得胜利。回顾历史，早期城市的繁荣、自由的保障，依赖于城邦法治以及法治下实行自治。但在领域国家时代，城市地位发生变化。在此前提下，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合理妥协对城市繁荣、自由十分重要。因为一种好的妥协，既可维持领域国家的主权，同时也可以维持城市的自治与自由。如果领域国家与城市都足够聪明，它们将会在这种原则之下找到一种平衡。如此，城市繁荣以及自由将可能更为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