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商界再也不愿意继续容忍中国了，它们与北京渐行渐远、形同陌路。美国业内分析人士说，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商界对中国最终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愿景的破灭，以及北京日益强势和分庭抗礼的政策趋势。
早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华盛顿就吹响了与北京大打一场贸易战的动员号。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更伟大“的竞选口号，承诺要将美国流向中国的就业机会，甚至整个工厂搬回美国。
在北京的眼中，特朗普总统的“意外”当选，是对其整个对美战略的沉重打击；因为北京一直预期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会大获全胜，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沿用已经用了几十年的对美战略：与在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们，大企业大公司的老总们和行业商会们拉好关系。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任，美中两国元首一年内就实现了互访。4月份的海湖庄园散步和11月份的中南海国宴刚过，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就开始提出向中国设置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目的是迫使中国改变美国所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至此，美中贸易战开打。
2018年5月份，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一个由美国商界领袖及前任政界高官组成的代表团。王岐山会见的他的“老朋友”，包括前任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前总裁桑顿（John Thornton）。保尔森也曾经在高盛集团就职，与王岐山已经有15年的交情。
这是北京自与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几十年间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这次似乎有些不灵了。其中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特朗普白宫的巨大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北京和美国商界的关系开始破裂，正在渐行渐远。美国企业界似乎也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白宫的影响。
时至今日，特朗普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华尔街出身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公开在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愿意为美国公司撤出中国支付搬家费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北京渐渐失去了美国工商界的支持？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学院教授陈朝晖认为，美国公司过去支持中国，那是因为他们设想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过去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激励了来自西方国家更多的支持。在这种乐观的环境中，人们愿意容忍中国企业的许多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美国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Bill Adams) 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中国为美国企业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商品提供了途径，并承诺将实现一个巨大的增长市场。因此，美国企业总体上看好中国市场。
“在2008-09年经济大衰退之前，中国一直向外国企业开放经济，并且以市场为导向。许多全球企业认为，中国提供的长期机遇，使得美国企业感到，值得容忍知识产权盗窃、不正当竞争，以及计划/市场经济混杂等所造成的紧迫问题，” 叶文斌说。
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推出的诸如“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发展项目和倡议，对美国公司和企业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导致它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改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17年1月的一份报告说，“现今，美中贸易关系实际上为美国一系列行业提供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中国企业在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显示：美国公司出口业务和金融服务，2015年总价值为71亿美元。中国制造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将更多的钱留在了美国消费者的钱包内。2015年，典型美国家庭收入约为5万6千500美元， 与中国的贸易为每个家庭节约850美元。
这份2017年的报告还说，尽管一些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因为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而损失；但是美国公司向中国销售高价值产品，如小轿车、卡车、建筑设备和半导体产品等等，这些支持了美国的就业市场。研究报告说：“到2030年，预计美国对华出口额将超过5200亿美元。”
美国企业对中国和中国市场如此乐观、正面的态度，只经过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便跌落到目前的状况；甚至使得许多经济和贸易专家认为，美中两国从经贸开始，正在走向全面“脱钩”。
马里兰罗耀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政治系教授魏忠克（Carsten T. Vala）对美国之音说：“长期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如此。至今美国企业已经从中国市场赚了很多钱，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取得相对的优势，这些利润减少，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认为，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这些长期机会似乎越来越不太可能实现，因此美国企业不太愿意再继续容忍这些更加紧迫的问题。“随着美中摩擦的加剧，许多企业一直在寻求实现供应链多样化的途径，以使它们更能抵御美中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变化，” 他说。
马里兰罗耀拉大学教授魏忠克说，导致美国企业对中国态度大转弯的背后原因很复杂，“但与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日益自信和强势有关”。例如，“中国制造2025”项目，以及美国商界日益认识到相关贸易和投资政策，对于美国的商业利益的不公平等等。
魏忠克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确在加速美国公司支持率下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习近平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成熟度，而且还公开宣布要接管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行业，例如美国高科技产业等。
他说：“这种公开的野心以及贸易关税方面的以牙还牙政策，削弱了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经济支持。”
《华尔街日报》资深编辑、记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和魏玲灵(Lingling Wei) 出版的新书《超级大国摊牌：特-习之战成为新冷战威胁》（“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对美中经济竞争和美中贸易战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追溯与分析。
北京几十年来长期利用美国商界人士游说、影响华盛顿政策，获得美国经贸政策的红利，这次故伎重演而收效甚微。戴维斯6月9日在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戴维斯认为，北京高估了两件事情：一是，“高估了企业游说团体的力量”，二是，“高估了企业游说团体在贸易方面对本届政府的影响”。而特朗普政府内阁官员中有人本身就是企业说客。“但是在这个（与中国经贸关系）问题上，这些人的影响出乎意料地微乎其微。北京和美国企业界只在一件事上有共识：双方都痛恨关税，” 戴维斯说。
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晖说，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政府日益朝着国家控制经济体方向的倒退，美国企业和商界的愿景，越来越像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此，这便导致美国公司不再愿意继续容忍中国企业的问题了。特朗普总统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不认为特朗普是主要原因。他只是使冲突更加公开化而已，”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