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各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浮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一季度都遭重创。尽管中国最早复工，而且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势必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部脱贫的目标要如期实现，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面临极大困难。美国的情况似乎更遭，普遍预计第二季度经济会下跌四成，如若这样，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也将变得异常艰难。
如此形势，几乎注定美中在地缘政治上会继续硬碰硬，有一番生死搏斗，不仅是战略对手，还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我曾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做出几个判断，包括西方在对华关系上会增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以及全球的“去中国化”将加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疏离感会加强。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丧失西方大部分市场的极端情况是否会发生，以及假如还是习近平当政，他面对这种极端情况会如何处理。从美中贸易战和两国在疫情中的恶斗来看，这些原本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情况都出现了，那么，在后疫情时期，随着美中围堵和反围堵的加剧，中西对立加强，丧失西方一半市场的可能性不排除。
不管上述判断的准确性如何，中国面临整体战略环境的恶化，至少成为舆论共识。
以“去中国化”为例，尽管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就此而言，许多人担忧的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会形成一个商业体系，排斥中国的情况，成为事实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便如此，西方在抗疫中严重依赖中国医疗物资的现实，也会让它们警觉，这是否对本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反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全面审视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情性甚至也会在其他非西方大国，如韩国、印度、巴西等出现。一旦政治因素介入商业，让外资觉得在华经营风险太大，那全面撤离中国也不是不可能。而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已经完全丧失的背景下，要防止政治不介入商业，难。
中国政府当然预见到此种不利前景，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布防，包括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力度，采取亲外资的政策，比如前不久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过去一直推而不动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做出部署，在上海、海南两个自贸区实行更大力度的开放，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实施创业板注册制等。北京算是保持了头脑清醒。若再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应该说在短中期，要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不大可能。
我知道很多人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和决心，在他们看来，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扶植国有企业，经济正在重新滑向计划体制和管制形态，有限的改革聊胜于无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有些情绪化。应看到北京高层还是存在以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市场派火种，即使习近平，也不是不要改革，上述改革部署，都是在以他为首的中央深改委作出的。习近平的真正问题在于，他认为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因此，问题变成了，政治控制下的经济改革能否走得通，以及走多远。
在习看来，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两条腿走路。他坚信这点，否则无法解释他出台的很多政策。
然而，中国改革40年的历程本身，已经否决了可以政经分离、两条腿走路的看法。在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时，不仅仅官方，包括一些市场派学者，也把政经分离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条成功经验。表面看起来，中国改革确实是按照邓小平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部署的，甚至是在党的指导下推进的，以确保改革不会危及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是对中国真实改革历史的一个误读。
考察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改革之所以得以推进并取得成效，关键因素，是党放松了对中国社会包括各种要素的控制，让过去被政权压制下的人的自由本性及在自由下的创新迸发出来，党当然仍在行使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权，然而统治边界一直在收缩，直到认为再收缩将会丧失统治权为止。上世纪80年代党的退却不用说，差点就毁于一场学生运动，邓小平南方巡视，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后的10多年中，虽然党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但那时的领导层明智地把这种控制保持在政治领域，而未延续到经济层面，相反，在经济上，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的变革，使得党对经济的领导权在微观层面反比80年代还软弱。当时国有企业的权力是掌握在经理层而非党组织手上，企业党组织普遍边缘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表明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退却。可以说，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黄金期。
胡锦涛当政后，试图强化党的政治控制。但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受到江的掣肘，加上办奥运，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还是相对宽松，在经济发展上，由于加入WTO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市场扩大，增速仍在加速。胡的末期，党对社会的打压才开始强化，党组织在企业的边缘化地位有所改善。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况才被彻底扭转过来，党重新开始了它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这个简短回顾表明，认为政经双腿走路，可以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推进改革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改革积蓄的动能以及本身具有的空间来看，当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但好比负重前行，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政治控制带来的阻力，故而持续性很差，随时可能在某个阻力下停滞。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习近平这套党管一切做法至少在企业和经济层面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式。但这有可能吗？短期内是看不到此种迹象的。哪怕习近平迫于经济形势压力，想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但只要他不发出明确的信号，国企的党组织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量，也会紧紧抓住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放，而使得习近平的想法得不到落实。因此在政治控制不变的前提下，当经济内含的改革动力触及到政治天花板，其动力就会迅速衰竭，改革势必不会像中国政府设想的那样达到目的。
希望只能寄托外部的压力。排除新冠疫情导致战争发生的可能（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改革空间就会被完全封杀），当西方市场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对中国关闭，仅依赖中国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市场（后者也必然会大大缩水），中国必定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人员大批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因此，即便不出现社会动荡，为防止动荡的发生，也必须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就要求党放松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控制，此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开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习近平和北京领导层来说，当丧失西方一半市场这种情况真的出现，在其评估通过放松内部政治控制，进行良性改革，要比通过冒险发动战争来转嫁风险，对中共带来的收益更大，选择对政治重新开放，回归江泽民时期，不是不可以。中共成立百年的历史表明，除了建党早期和“文革”时期外，这个党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主义从来不是立身之本，领袖也是可以牺牲的，党的生存和确保统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而政治的重新开放，对西方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所以，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应该促进这种局面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