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题为《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的新书上市后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匹黑马，登上了日本最大的图书销售平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冠军。日本3大金融集团之一的瑞穗银行历时8年，投入4000亿日元动用35万人次开发出的结算系统被称作日本IT史上最大的手笔。苦难叠加的开发过程和鲜为人知的银行内幕犹如一部灾难大片为读者津津乐道,同时传统金融技术集大成的系统能否与金融科技（FinTech）无间隙对接？也让读者颇为担忧。
本书店热卖的图书《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
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是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全球风靡一时的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上产生的加密货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金融科技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给传统金融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银行需要闭门苦斗，更需要开门创新，如何在金融科技上开展创新将成为银行今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国电子支付的普及率很高，金融科技也逐步应用于借贷服务，但是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反观电子支付推进缓慢的日本，近年在金融科技领域也是暗流涌动。无论是日本电装公司发明的二维码，还是索尼公司推出的Felicia技术，亦或是匿名日本人“Satoshi Nakamoto”提出的比特币概念都是金融科技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节点，可以认为日本企业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上依然独树一帜。比较中日两国金融科技的现状，有益于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服务升级，“定好位、服好务”助推我国发展成金融科技强国。
1. 创新和监管是新的命题
我国金融科技中虽然已出现互联网+金融（银行、证券、保险）、机器人投顾(robo-advisor)，电子支付、征信、P2P（点对点金融）、众筹（股权、收益权、产品）、SaaS(按需即用软件及系统服务)等多种商业模式，由于金融普惠程度比较低，加上我国银行体系的局限性导致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缺口大，因此金融科技目前大多应用于借贷服务。
2019年后，5G商用牌照的发放和基站建设使我国通信系统快速升级，也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各大金融机构积极引入金融科技，把“数字化”作为转型的方向。金融科技在对市场渗透的的同时其风险性也加大，因此金融监管需要积极利用技术手段提升风险的防范能力。早在2017年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我国提出要加强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研究与应用。2019 年 9 月，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 年）》，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持续提升金融监管效能。
金融科技是技术创新，监管科技具有市场主体的合规和监管职能，而监管沙盒是对过度监管的松绑。最早由英国提出的监管沙盒是被描述为一个“安全空间”，在该空间内通过适当松绑对参与测试的创新产品或者服务的束缚，目的是兼顾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管控。监管沙盒虽然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测试机制，但在引入中对于金融市场和监管体制有许多要求，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学者也不在少数。2019年底，人民银行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借鉴国外的“监管沙盒”实践经验，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政策，这也使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２. “日本人爱存款”阻碍了日本金融科技的发展？日本金融厅在2015年度金融行政方针中承认日本在金融科技上已处于落后地位，并于《未来投资战略2017》中提出加快对金融科技的实验和应用，2018年设立了名为“金融科技创新枢纽”的新组织，对日本主要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进行跟踪。
日本也在许多领域引入了金融科技。比如人工智能（AI）已经应用于征信与反欺诈、机器人投顾，今后向AI逻辑的透明化发展；大数据已经用在市场营销和投资上，也正在其他领域推广；区块链目前用于结算和汇款以及智能合约，今后会用于电子货币和证券结算以及房地产管理等领域；应用程序接口（API）已经用于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今后可以用于系统更新和结算升级等。
目前，日本消费者认知度高的金融科技是利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网银服务，网上平台支付，家庭金融管理应用，虚拟货币等。从消费者使用频度上可见金融科技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比如日本金融机构虽然积极推进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但是许多消费者依然持有消极态度，目前的利用率不到20%。另外，出于对网银账户以及信用卡信息被盗用的顾虑，日本消费者的网银利用率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20年的65%，银行窗口和ATM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务渠道。可以认为数字化在银行交易中的使用频度决定了金融科技在日本的推广速度。
那么拥有全球一流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研发能力的日本为何会在推进金融科技上步步维艰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1989年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至今的20年为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此期间走入日本社会的80后、90 后人口目前有2680万人，其消费提倡简约和方便，持有的金融资产有限。目前，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33%，远远高于我国17%的水平。这个群体的消费高峰是在泡沫经济前后的10年，因此金融科技对老年人口的渗透具有局限性。
反观我国消费的中流砥柱是3.3亿人口的80后和90 后。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并同步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该群体，乐于搜集信息并体验高科技新产品，对金融科技的受容能力较高。因此银行交易中的数字化服务容易对该群体渗透。
另外，日本家庭以存款优先，投资热情并不高。中日两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显示：占日本家庭53%的是现金和储蓄，29%是保险和年金，14%是股权等资产运用（日本银行数据）；占我国家庭46%的是现金和储蓄，25%是证券和理财投资（Wind数据）。由此可见，投资占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小，对金融科技的利用也有限。
日本金融厅在2019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养老需要存款2000万日元”的观点，这让民众不得不考虑存钱养老。从日本厚生労働省发布的《2018国民生活基礎調査》中可见：存款有2000万日元的家庭中，60岁以上的家庭占到了59%，30-40岁的家庭仅占10%。日本家庭肩负房贷和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一般在60岁之前难以实现财务自由，长年积攒加上一次性退休金或是继承财产应该是老年人存款多的原因。1853年，美国的佩里舰队终结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历史，150年后起源于美国硅谷的金融科技也敲开了日本金融行业的大门。日本软银于2008年引进了苹果智能手机、Recruit于2013年开设了跨境支付PonpareMall，乐天于2015年开始打造Fintech生态圈等，日本互联网企业迈出了金融科技的第一步。三菱日联银行成立了日本最初的加速器“MUFG Ditigal Accelerator”,支持中小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三井住友银行与GMO Payment Gateway进行资本与业务合作；瑞穗银行与60多家金融机构展开合作，推出了类似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J-Coin Pay。日本三大金融集团的积极跟进推动了金融界和互联网企业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促使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科技的对接。
近几年，日本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政府鼓励和银行支持下快速发展。银行收购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案例不在少数，这也是日本金融科技发展中的一个亮点。提供财务管理软件的Money Forward拥有350万个人用户和50000家企业用户，通过对收支数据的统计整理帮助用户清晰地掌握家庭的收支，使用SaaS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云会计软件服务。Zaim是日本最大的家庭预算管理应用软件公司，拥有700万用户。该公司把信用卡和1500个金融机构的账户连动，同时可以用手机扫描收据来跟踪个人的财务情况，提高日本家庭的节约意识。Moneytree整合了来自2400家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可以管理个人金融和小企业支出情况，只要登录客户信用卡、电子货币、积分卡后可以获取利用清单，账户信息也会自动更新。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在B2C中已用于支付、借贷、理财，在 B2B中已用于监管科技、网络安全、数据分析等领域。随着金融科技技术本身的规范和标准化，今后会对传统金融造成巨大的冲击。目前中日两国关于保护隐私的金融监管还不够成熟，但是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创新，上述问题也会循序渐进的解决。
笔者认为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之间不是取舍而是交融互补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的大潮中必须给自身定好位，明确未来的发展途径。同时也期待我国金融机构与日本金融科技企业开展合作，构建新的商业模式本身不仅可以在我国推广还可以回流到日本，倒逼日本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提高技术产品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