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后浪”一定高过前浪吗?

昨天,B站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而推出的演讲视频《后浪》引发了舆论场热议。其实找来70后、60后的老师,对90后、00后一番溢美之词,只是常规操作。这几年中国互联网的舆论中,热衷于赞美年轻人,是一个趋势。

这似乎要归因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流行的一种说法是:“90后是网络的原住民,80后是网络移民,70后是网络难民”,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下所谓年轻人的创新优势,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一种技术红利。

然而与直觉不同的是,并不是90后,而是70后、80后,才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80后刚刚大学毕业,一个985的计算机本科,能拿到7000元的月薪,比一般理工科高出10倍。而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花钱去学了Word、Excel、Powerpoint,就能号称自己懂电脑,就能在公司找到一个职员的工作。相比那时的80后,享受的技术红利还仅仅体现在薪资上,那时的70后则因为其更多的资源,享受到了技术的更巨大红利——他们构造了今天的整个互联网世界。

在更大层面上,技术红利带来了经济发展与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普遍地惠及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中的中坚人群。是的,这个群体是70后、80后,还顺便搭上了60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互联网技术红利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另一面,90后,还有现在取而代之的95后,才是网络时代的难民。

随着硬件放缓,软件的发展也随之放缓,信息技术带来的代际区别已经非常小了。Word97 和Word2017有区别吗?20年前,会电脑,是职场新人,相对职场老人的优势。如今,95后会因为PPT做得不好,被大他20岁的上司训斥。与此同时,市场从产品设计、营销上,都在努力填平代际技能的差异,那些20年前没搭上PC时代,鼠标时代的船的人,现在搭上了触摸时代的列车。

所以,如果说60后、70后、80后享受了技术红利的话,如今的年轻人,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技术利息”的残汤剩羹。

而这点点“技术利息”,恐怕还得限定在特定行业。现在大多数对年轻人的赞美之词,最典型的对象恐怕就是围绕网络而生的APP、文化、娱乐领域的诸如产品经理这样的岗位上的年轻人。

比如,视频《后浪》中,就有这样一段“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不知不觉之中,就代入了互联网、产品经理作为了叙说对象。

但显然,这不是年轻人的全部。前人所剩下的这一点点“技术利息”,远不能满足当下年轻人所需,并不足以支撑一代年轻人的生存与自由。所以当技术进步的车轮缓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年轻人群体,面对的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他们需要和这个世界好好谈谈,但是,他们似乎早已败下阵来。

2019年6月17日,四川长宁6.0级地震,重庆等地有震感,市民纷纷到空地上避险。重庆某高校的人脸识别坏了,学生们就乖乖地拍队,验一个出一个。门禁应该有一键解除,学生应该加强紧急演练,宿管失职,这都是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门禁不高,很容易翻越,但在避险的时候,它居然能拦住20出头本来应该叛逆、不驯的年轻人。的确危险可能并不大,但翻越的成本更小。年轻人被规训得如此温顺。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在规训中欣然创新。

现在很多高校为了严管学生,规定学生在晚上熄灯之前集体合照,为了区别每天的照片,必须做出辅导员规定的动作。很多新闻中说,学生配合度很高,还做出了各种花样的照相姿势,体现了年轻人的创造性云云。

20多岁的成年人,本该有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夜不归宿,本该是多年后他们回忆的青春,而不仅仅只剩下“大学”。当然,基于中国的现实,学校承担着无限大的责任,必然严管,退一步讲,检查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辅导员亲自到寝室来,以更平等的态度进行检查。为什么辅导员为了省事,规定他们必须拍出各种奇怪姿势拍照,都能得到普遍的、如此高的配合度,并且还愉悦地将之称为“年轻人的创造性”?年轻倒是年轻,可对自由的渴望,对自尊的维护,到底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规训的不仅是行为。

在遥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说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老狼的歌可以唱一无所有的流浪歌手。如今40年过去,婚姻天平上的房子、车子且不说,那是生活的重压,但令人惊奇的是,号称最具创新、最注重个性解放的一代,对婚姻、爱情这类问题的判断框架,却只剩下了两个概念:小三和渣男,退到了农耕社会的道德。在社交媒体上,这个框架下,年轻人云集,极具摧毁力。这并不是一代人的价值观、道德探索结果,毕竟他们的高考作文题目只有心灵鸡汤层面的思辨。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思想解放了呢,还是复古了呢?

思想的衰弱,一定会伴随公共参与的衰落。

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父母干涉自己的生活。他们无力反抗,是因为经济上需要依靠。而经济上需要依赖的最大原因,就是房子。当下中国的高房价,阻碍了很多年轻人追求幸福,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希望。从资产上涨的历史尺度来看,这部分资产上涨的收益,都被60后、70后、80后得到了,中国年轻人处于极大的代际资产不平等之中。解决这种不平等的办法很多,公租房、廉租房,而更深层次的话题是土地与户籍,最终指向的是年轻人在大城市的梦想。

在北上广深,有3400万外来人口,这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可是在激烈澎拜的年轻人的舆论中,你听不到任何一句“我要户口”、“我要在这里生活,工作”,“我的孩子要一个平等的未来”。

房价太高,本应是一个年轻人群体的时代话题,应该是他们重要的公共话题、公共参与。但是我们听到诸多90后面对房价的哀嚎声,听到为了房价而奋斗的社畜的自嘲声,但是我们只听到“年轻人的声音”,而没听到“年轻的声音”。相反,一旦遇到这些话题,他们顿时老成起来,甚至麻木得像80岁的老人。他们会说,我这点光,又有什么用呢?我这点热,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做不到鲁迅所说的光与热,起码,别去做了那冷水。鲁迅曾经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似乎是当下的写照。

关于历史是否一定进步的争论很多。我觉得历史本身有方向,会向着高能级、高精度、低熵值的方向,以及相应的文化、政治组织形式发展。自组织的热力学方向一定如此。所以,如果这个方向能够称之为意义,或进步的话,那么,历史会是进步的。

但是,历史的热力学尺度,是宏大的,时代打个盹,就可以上百年。所以,如果你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那么历史正如波普所说: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进步),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