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通过城市封锁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意大利等国遭遇了失败。
进藤：中国自“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以来，推进了患者激增时的应对举措和重症监护室（ICU）的强化等对策。有4万名医务人员赶赴武汉市。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也一样，都具有应对传染病的经验。欧洲最初好像只是隔岸观火。
记者：能否看到疫情结束的前景？
进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话，在低烧等症状出现当天病毒量最多，由于患者在未注意到感染的情况下到处活动，感染将迅速扩大。如果患者蜂拥而至、医疗机构接近极限，将不得不做出“先救能救的人”这个在伦理上显得艰难的判断。划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及其他疾病的医院的职能分工和支援态势的准备也很重要。
欧洲严格限制外出等的效果显现，疫情日趋稳定。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了恢复日常生活的判断标准。从世界整体来看，疫情暂时稳定下来的时期将会到来。重要的是如何抑制下一波。为此，国际合作不可或缺。我们将接受挑战，也将带着自信进行说明。
记者：作为重启经济活动的手段，有些国家启动了调查感染史的抗体检测。
进藤：抗体检测的可靠性并未确定。具有抗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免疫防御、有效期间多长等未知的问题很多。根据抗体检测的结果放宽外出限制为时尚早。
记者：日本要遏制新冠病毒需要做些什么？
进藤：紧急事态宣言具有信号性，但限制内容较弱。彻底调查感染者的接触史最为重要。日本由于“羞耻文化”根深蒂固，在接触调查中不愿坦率回答的人也很多。避免诽谤中伤、职场和学校的接纳很重要。日本人有很强的卫生观念，如果个人带着自觉采取行动，大家齐心协力，肯定能渡过难关。
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止向世卫组织资助资金。
进藤：不知道美国是怀疑世卫组织的根本性对策，还是由于感染扩大而将世卫组织作为替罪羊发起攻击。不过，搞垮世卫组织就能解决问题吗？恐怕不是这样。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的教训有哪些？
进藤：进入21世纪后，经济和社会活动从点演变为线，又从线演变为面，进而从面演变为立体。与之前相比，事物的发展速度截然不同，传染病也一样会瞬间扩大。必须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并非异常事态，而作为“新常态”来采取对策。
对策的根本在于相信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做好基于科学的准备，将成为能否抑制疫情流行的关键。还需要政治家的突出领导能力。最终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因此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沟通日趋重要。
进藤奈邦子：世卫组织高级顾问。1990年毕业于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曾任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研究官，自2002年起任职于世卫组织（WHO）。参与了新型流感和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的危机管理指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