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不一定在大革命中结束

王岐山前些年主管反腐时,他在中共高层中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曾引发外界不少好奇和联想。现在看来,王岐山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民间群体抗争事件频频爆发,从规模到数量都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共高层紧迫的感受到了中共制度处在险境中,他们害怕一场大革命正在快速到来。

再一个,王岐山当时主导反腐,他也是在告诉党内。反腐,也是为了避免大革命到来。因为当时“闷声发大财”是党内的默认共识,高层和党内对反腐有普遍的不满。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在告诉他们,如果大革命到来,船翻了大家一起都要完蛋。那么与一起完蛋的结局相比,拿下一些党内“同志”,堵住一些人的财路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当然,反腐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习近平巩固权力扫清政敌。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王岐山的反腐也结束了。但这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习近平、王岐山的影响结束。

当局避免大革命的思路

大革命是每一位当权者都为之恐惧的事,那么在权力巩固后,习近平、王岐山等对避免大革命采取了什么思路呢?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个论点是,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当某些之前制度不合理的部分废除时,人们对制度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

习近平、王岐山可能从这里“吸取了反面教训”。人们曾经寄希望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后,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使中国靠拢普世价值。但现实中发生的却是相反,改革并没有发生,当局反而强调要“有定力”,强调“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18世纪出现的哲学,这种新出现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宗教、反传统习俗的。18世纪法国出现的那些哲学家、作家成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他们的思想深入大众,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就连贵族也把这当成了学问上的精神娱乐,接受和相信这种反传统习俗的新兴哲学。

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哲学已经为1789年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完成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托克维尔认为在对待思想问题上,旧制度既不够专制,也不够自由。不够专制使得各种非法出版物到后来几乎不受阻碍地传播。不够自由又使得各种攻击政府和王室的文字找到了靶子,其言辞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而在对待反宗教的问题上,权威机构行动不力,消极被动,甚至合谋串通,它出版了所有手稿,使所有反宗教出版物流传开来。北京当局可能也是从这里也吸取了“反面教训”,所以近年来北京高压打压言论自由、迫害人权律师、迫害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从而死保中共意识形态。

控制思想与舆论能否巩固权力基础?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达到了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当初的预想了吗?现任当局是权力稳固、高枕无忧了吗?

我们看到现实中发生的,和这种预期正好相反,几十年不遇、百年不遇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频到来,现当局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而这场因中共而爆发的瘟疫,祸及世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还在发展中,后果已经对中共非常不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问题,而是“恶制度与大淘汰”的问题。当权者并不需要从托克维尔的分析里去找保住权力的秘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就有答案。

中华文明中一直认为道德和善恶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要素。

整个20世纪,日本、德国、前苏联等的命运,也都演绎和证实了这个规律:不尊重生命的邪恶政权就是命不久长,尽管在其走入坟墓的那一刻到来之前,它们都曾经强大。

上天灭亡一个邪恶政权和集团的方式,不一定是大革命,很可能是人们之前想不到的方式,再好的打算也会失算,邪恶政权和集团被淘汰的命运逃无可逃。

如果非要从托克维尔上面所论述的方面吸取正面教训的话,那就是:中共体制的确无法改革,哪怕是渐进式的,所以为了避免为其陪葬,唯一的选项就是快速终结它。再者,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那么血腥、暴力,正是因为其所信奉的反宗教、反传统的哲学,使人们灵魂空空荡荡,行为就像是精神失常。而中国在无神论和马列思想环境下,早就的信仰缺失,社会道德下滑,无不从根本上使得问题恶化。要避免这一点,就要恢复传统信仰和文化中好的部分,发扬那种推崇宽容、尊重生命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