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打断了我们对一名建筑工人的采访。然后，他吓跑了一名商铺店员，对方正要跟我们深入聊一聊合肥严格的封城举措。最后，他换成了便衣。他脱下警服，穿上黑色长袖衬衫，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尾随我们穿过一个购物中心。当我回头时，他会闪进旁边的商店。有一次，我发现他从一排衣服后面偷偷地观察我们。
作为一个盯梢的，他显眼得有些可笑。但这并不重要。每次我和同事试图与人交谈时，他总能找到办法把对方吓跑。尽管中国有各种反外国的宣传、恐吓和审查，但普通人往往还是愿意分享他们的经历。那个男子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来到位于中国中部的中产阶级城市合肥，是为了记录这个国家从与新冠病毒的恶战中逐渐恢复正常的情况。自从今年一月，武汉首次暴发疫情以来，新冠病毒促使中国政府封闭了全国大片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引擎的主要部分都被冻结。
我们以为，合肥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和解脱的故事，以及回归日常生活的焦虑和困难。合肥人民可以为正在努力解决同样问题的世界提供经验，他们在疫情过后的劳动与消费，可能会提供大家急需的经济增长来源。
我们的便衣朋友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他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当局是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来自中国的叙事。他鬼鬼祟祟的跟在后面，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醒，这恐怕是我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在中国旅行了。由于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多数记者的驱逐，周末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
生活的迹象在合肥处处可见。高峰的时候，城市的主要道路陷入拥堵。地铁至少半满员，公园里到处是出来锻炼的老人。合肥让我们得以一窥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东部内陆许多巨大但普普通通的城市类似，它提供了比大多数外国记者居住的北京和上海等富裕大都市更准确的、关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肖像。
它是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它努力摆脱了过去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基础，培育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经济。然而，尽管新办公楼和高档住宅林立，这个城市却有一种蓝领气质。
一条商业步行街上有行人，但商店大多是空的。一家珠宝店——中国黄金——似乎特别期待顾客的光临。大多数员工都站在门外，随着音响里的流行乐跳着整齐划一的舞步。有些则举着标语。还有人穿着精美的红色婚礼服，因为结婚是许多中国家庭购买黄金的契机。不管他们多努力，人们就是不买。
一位员工邀请我们到空荡荡的销售大厅聊天。他承认，自店铺重新开门以来，日子很艰难。他说，路过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只想回避人多的地方，不想在一个金质胸针上一掷千金。
他说：“有人在街上逛，但是没人买东西。”
采访差不多到这里就停止了。我们的黑衣人回来了。接受了体温测量后，他走到商店的后方，和经理打了个招呼。几分钟之内，本来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因为太忙而不愿交谈，而且也不敢透露姓名——若要使用被采访者的故事或言论，通常会要求提供名字。
想要一切恢复正常，合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似乎茫然而警惕。病毒是部分原因。但是另一部分是来自把人们关在家里的压迫性策略。人们被鼓励举报违反规则的邻居。惩罚手段严厉。
在乘电梯上楼去往人气餐厅“庐州太太”吃晚餐的时候，一个女人对她的朋友嘟囔着说：“要公司知道我今天出来吃饭，他们要杀了我。”
在餐厅里，我们走向一个人，他立刻警惕起来。当我们解释我们是媒体时，他回答：“我没有戴口罩，因为我只是在从洗手间回来的路上。而且我吃饭时也没法戴口罩。”在向他保证我们没有指责的意思后，他承认：“今天我第一次出来，感觉憋了很久了。”
尽管如此，在我们访问期间，有迹象表明生活正在慢慢恢复。手持体温枪的男保安守卫着购物中心，里面只有一些谨慎的购物者。咖啡馆和饭店为了防止传染而重新安排了室内布局。桌子的间距被拉得更远了。椅子全都朝着一个方向。许多餐馆挤满了人。有些甚至无视座位安排，面对面坐着，密切地交谈着，和呼吸可能导致传染之前没什么区别。在“庐州太太”，人们喝起酒来似乎比平常更起劲。不少人在抽烟。
但我们需要和真实的人交谈，为此必须摆脱警察。我们在购物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闲逛，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看看是谁在跟踪我们。这名警官现在至少有了一个六人小组来帮他。
当他们吸烟休息时，我们慢跑着穿过一条街道，这时信号灯变了。他们闯红灯穿过四条车道。在地铁里，一个有责任心的保安因为他们戴口罩不当而拦住他们，与此同时，我们跳上了车。到了下一站，我们在车门就要关上之前跳下车。看着一半的队员在车上飞驰而去，只能无助地从窗口望着我们，这给我们带来小小的乐趣。
我们跳上一辆从网上预约的车。一个跟踪者记下了车牌号码。几分钟后，司机接到电话。他平静地报出了要走的路线。
令警察跟踪我们的这种警惕性，似乎也延伸到普通居民身上。随着病毒在中国明显得到控制，却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政治宣传和网络谣言都在寻找海外的替罪羊。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有外国病例进入中国，但没有澄清其中许多都是归国的中国人。这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仇外情绪。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由政府精心培育的、夹杂着它对外界的怀疑与愤怒，而这种恐惧正是新民族主义的新层面。
我们来到合肥，原因之一是这里是少数几个酒店可以接待外国人的城市之一。在大多数地方，甚至像万豪和希尔顿这样的美国连锁酒店都禁止外国人住宿。
去火车站之前，我和同事在一家只有一半人的麦当劳匆匆吃了一顿饭。我们低声交谈时，一个穿着亮黄色连帽衫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指着我。“你就是洋垃圾，”他说。“洋垃圾，你在我的国家做什么，你跟他在一块你也是贱。”
他气势汹汹地俯视了我们几分钟，然后就走了。他的激烈斥责，以及餐厅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句话这点，悲哀中又显得很合理。即将离开让我很难过，但像他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