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度过这场疫情的旅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尽管很难不去推测。相反，如果我们要避免从我们在走的狭窄路径上跌落——一面是大规模死亡，另一面是经济灾难——我们就必须聚焦于前方的几步。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的将来避免这些灾难，我们就有可能在下一阶段面临混乱。即使我们真的控制了疫情，我们也不会回到直到不久之前还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恢复常态至少要等到我们发现某种疗法或者疫苗。经济和社会损害将持续更长时间。
经合组织(OECD)的分析阐明了未来的经济动荡。这不是普通的衰退，甚至不是由需求崩溃引起的萧条。经济活动正被关停，部分是因为人们害怕接触，部分是因为政府要求他们呆在家里。这些行动的直接影响可能是七国集团(G7)领先高收入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20%至30%。我们的经济体中多个行业停摆的状态每持续一个月，年增长率就可能下降2个百分点。
此外，代价的分担也不均匀。失业对非熟练工人的影响最大。能够在线工作的人们和企业在继续工作。那些无法在线工作的，就没法继续工作。
在全球层面，代价也没有得到均匀分担。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正受到外部需求崩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空前资本外逃的打击，同时还不得不借助能力严重不足的卫生系统来应对疫情。在福利国家体系有限或缺乏、大量民众依靠脆弱的非正规经济勉强谋生的国家，封锁隔离造成的伤害尤其严重。
质问这样的经济屠杀是否合理是正确的。在高收入国家中，瑞典采取了限制最少的抗疫对策。与挪威比较一下就能清楚表明这种取舍：瑞典的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但远低于其邻国；然而，瑞典的死亡人数也更高。我们应该感谢瑞典的实验。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无论结果如何。
然而，我的观点与卫生专家和领先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即封锁隔离对于拯救卫生系统免于崩溃和控制疫情是必要的。但是封城措施必须是短期的。无限期地把人们关起来，不可能不给个人带来巨大痛苦，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在政府无法提供高收入国家那种高成本社会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封锁隔离必须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期间，之后我们将转向一群德国专家所称的“风险适应战略”。在封锁隔离期间，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不得不再次采取如此严厉的干预措施。他们没有太多时间这么做：几个月，不能再长了。否则，他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效仿瑞典。
让封城措施取得实效，以便让我们能够在无需居家避疫的情况下恢复生活，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害。在这方面，必须聚焦于当下，而不是高企的公共债务和未来的其他负担。今日之忧患已够今日忧虑。就像在战争中，一个人必须生存下来，才会有一个值得拥有的未来。
在考虑采取哪些措施应对灾难性的经济冲击时，除了以合理安全的速度尽快重启经济外，还有三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第一，保护国内的弱势群体和国际社会的脆弱成员。新冠肺炎对所有人都是威胁。如何应对疫情是对我们的道德标准的一次检验。如果人们无法工作，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经济安全是绝对必要的。暂时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明显可取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找到各种方式支持脆弱经济体。有很多激进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大规模发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高收入国家将其份额捐赠给一个信托，以帮助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期间暂停债务偿付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不要造成破坏。最严重的伤害将来自彻底摧毁贸易体系。那将大大增加在危机结束后恢复全球繁荣的难度。
第三，抛弃陈腐政策。各国政府已经放弃旧的财政规则，这是正确的。各国央行也必须尽其所能。这意味着对政府进行货币融资。目前各国央行自称，它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反转，因而不算货币融资。如果这能帮助它们把这场戏演下去，那也不错，即使它很可能不属实。在欧元区，他们呼吁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eurobond)。但重要的支持将不得不来自欧洲央行(ECB)。没有其他选择。没人应该在意。管理后果的方式有多种。在如此深重的危机中，即使进行“直升机撒钱”可能也完全合情合理。
还有比这些更痛苦的选择。潜在的独裁者将利用当前的紧急状态来强化他们的铁腕统治。与此同时，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部分自由。把握好这些痛苦的取舍，有赖于高度的信任和可信度，而这些都算不上当今民主国家的突出特征。但考验就在眼前。无法应对这些挑战的政府将面临倒台的风险。产生此类政府的政治制度可能失去合法性。我们必须把握好接下来的几步。一切有赖于我们这样做。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