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到新型冠状病毒时，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是一名政策制定者或全球商业领袖，你会考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打击。但假如你不是，那你很可能想的是你和你的家人将面临的风险，然后是朋友、同事等一层又一层同心圆将面临的风险。我们有抵抗力弱的亲戚吗？我们怎么去上班？我的工作安稳吗？我应该囤货吗？
就目前而言，人们以基于主观印象的方式，对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进行评判。选民们决定姑且相信他。英国人可以暗自庆幸的是，他们有一位思维审慎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以及一场围绕要不要停止部分经济活动的循证辩论。
不过话说回来，英国仍只是在衡量数百人的疫情。最终民众将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来评判政府的回应。危重患者能不能得到呼吸机或病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会照顾我们的母亲吗？商店里的食物会卖光吗？NHS若无法应对，那将对约翰逊造成损害，因此他的政府现在将重点放在延缓疫情传播上。
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没什么特别的，也没有错。但它应该提醒我们：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待政治的方式。“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话——人们普遍认为它出自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之口——也许是真正唯一的政治铁律。在某个层面上，议会议员们对此很了解。他们知道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对任何议题会怎么看。以燃油税为例。在全球层面，议员们认为征收环保税是有必要的；至于本地，他们很清楚有多少选民要依靠汽车。
然而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多领导人忘记了这条铁律。在英国，全球化带来的太多好处留在了富裕的英格兰东南部，支持者用一些抽象概念——解释自由贸易或者移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好处——来倡导全球化事业。
毫无裨益的是，一名西装笔挺的政界人士在伦敦自鸣得意地对选民们说英国正在蓬勃发展，而后者并没有这样的感受，相反，他们的亲身经历是公共服务支出被削减，他们的子女要离开家乡去找工作。从经济上讲，全球主义者有很好的理由：良好的公共服务需要强劲的经济，但他们坚信自己永久赢得了这场争论，而忘记了铁律。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等具有进步意识的领导者，以及其他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人士，巧遇不断高涨的经济大浪托起所有小船，从而能够管控全球化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张。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状况。关于全球主义者的脱节，没有比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 2012年的决定更好的例子了，当时这位财政大臣决定削减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尽管他在削减福利金。他可以争辩说，国家的税收收入增加了，但这错过了要点。在作出该决定之前他曾声称：“我们共同经历这一切。”之后，选民们知道我们不是。
从特朗普到英国退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成功建立在对这条铁律的更敏锐理解上。对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来说，严酷的事实是，右翼已经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新的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介乎受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还不如说是介乎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
约翰逊推动英国退出欧盟，这让他成为这条道路的一名不太令人信服的领航者。但是首相理解这种方法，即使我们怀疑他对此的承诺。他的目的是向人们表明，他们的声音正在被听到，他们的学校和医院将会得到改善。他要求“全面提升”英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承认有必要更为平等地分配一个开放经济体的成果。
如果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那么地方主义必须为所有的政治提供启示（这就是为什么工党领袖候选人丽莎•南迪(Lisa Nandy)强调改善公交网络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为什么在当前危机中，部长级官员们承诺帮助那些需要自我隔离的零工经济工作者是正确的；我们正在要求那些与社会之间的契约较弱、而雇主对其没什么责任的人们拿出利他行为）。
人们完全可以看透约翰逊的政治。他将很难用行动来兑现他的“全球英国”高调。他的英国退欧立场可能会造成地方政策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害；他的移民政策对于关键行业的需求来说可能过于生硬。但是他和他的盟友比对手更快地明白，铁律是不可否定的；相比他的批评者所愿意承认的，他更接近一条新的第三条道路。
全球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这场危机证明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近年的情况似乎表明，开放经济的理由必须在坚定着眼于当地利益的情况下重新构建。那些想击败约翰逊之类对手的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框定自己的论点，向所有选民展示崇高的理想将如何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
冠状病毒是一种在当地层面经历的全球现象。政治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