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府在冠状病毒暴发的情况下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它开始了一项大胆的大规模试验，利用数据来规范人们的生活——通过要求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来确定他们是否应该被隔离，还是可以进入地铁、商场和其他公共场所。
但根据《纽约时报》对软件代码的分析发现，该系统不仅可以实时判断某人是否具有传染风险。它似乎还与警方共享信息，为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在疫情消退后可能会长期存在。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称该系统为“支付宝健康码”，最早是在东部城市杭州推出的——这是当地政府在蚂蚁金服的帮助下开展的一个项目，蚂蚁金服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姊妹公司。
中国用户可以通过蚂蚁金服广受欢迎的钱包应用——支付宝进行注册，随后被分配一个颜色码——有绿色、黄色或红色——用来代表他们的健康状况。蚂蚁金服表示，该系统已经在200个城市投入使用，并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公司和中国官员都没有详细解释该系统是如何对用户进行分类的。这让那些被强制自我隔离却不知道原因的人感到恐惧和困惑。
与有关当局分享个人数据的做法，进一步侵蚀了区分中国科技巨头与共产党政府之间的细线。时报的分析发现，一旦用户授权该软件访问个人数据，一个名为“向警方报告信息和地点(reportInfoAndLocationToPolice)”的程序就会把用户的位置、城市名称和识别编码发送给服务器。该软件没有向用户说明它与警方的联系。但据官方的新华社和一个公安官方社交媒体账户称，执法部门是这一系统开发的关键合作伙伴。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经常与政府共享数据，但这个过程很少如此直接。在美国，这种做法类似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使用亚马逊和Facebook的应用程序追踪冠状病毒，然后悄悄与当地警长办公室共享用户信息。据官方媒体报道，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最近称健康码系统是“杭州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他还说杭州应该拓展这类工具的应用。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表示，这种偷偷摸摸的监控是有历史先例的。她说，中国有利用重大事件推出新监控工具的记录，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些工具的用途已经超出了其创造初衷。
“冠状病毒暴发将会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监控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她说。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法务合规官陈磊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蚂蚁金服要求包括提供健康码服务在内的所有第三方开发者遵守其数据安全和隐私要求，包括在提供服务前获得用户同意。“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流行病控制方面的合作是一种全球惯例，”陈磊明说。
疫情初期似乎暴露了北京所费不赀的电脑化监控的局限性。针对罪犯和异议者的黑名单难以完成对全部人口的监控任务。口罩很容易就让面部识别技术失去作用。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加紧努力，主要是在旧式人力执法的帮助下，确保公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留下数字踪迹。
在全国各地，火车站和居民楼外的工作人员记录人们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和最近出行的详细信息。一些城市的居民如今乘坐公共交通得扫码登记电话号码。
支付宝健康码的创造者表示，它可以利用大数据自动得出某人是否具有传染风险的结论。用户在支付宝上填写个人信息后，该软件会生成三种颜色之一的二维码。绿码允许持有人不受限制地活动。拿黄码的人可能会被要求在家隔离7天。红码意味着隔离两周。
在杭州，如果不展示支付宝健康码，你几乎不可能出门。宣传横幅提醒每个人遵守规则：“‘绿码’凭证通行，‘红黄’立刻报告。”
在最近一次造访中，记者看到因健康码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两名地铁保安说，一些老年乘客在检查手机时被惹恼，对他们大骂大叫。一名中年男子试图强闯，一名保安不得不把他撂倒。就在她这么做的时候，其他人趁机开溜，手机都没查。
在2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表示浙江省已有5000多万人注册使用健康码，杭州是该省的省会。这几乎占到该省人口的90%。在所有健康码中，98.2%是绿码，意味着近100万人是黄码或红码。一个关于这项服务的官方问答页面称，一个人如果与感染者有过接触、到过病毒热点地区，或在注册表格中报告有症状出现，都可能得到黄码或红码。这表明，该系统利用了冠状病毒的病例信息，以及政府掌握的飞机、火车和长途大巴的预订数据。
除此之外，时报的分析还发现，每当一个人的健康码在例如健康检查站等地点被扫描的时候，他或她的当前位置似乎就会发送到系统的服务器。这可能会让当局在一段时间内追踪到用户的活动。
蚂蚁金服拒绝回答有关该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称政府部门制定规则并掌控数据。支付宝在中国有9亿用户。蚂蚁金服的部分股权由阿里巴巴持有，后者的股票在纽约交易，由国际投资大户持有。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运营的通讯应用程序微信每月用户超过10亿，该公司也与政府合作，建立了自己的健康码系统。
29岁的里昂·雷（音）在离开老家安庆返回杭州工作之前，注册了支付宝健康码。一开始，他得到了绿码。但在出发前一天变成了红码，他也不知道原因。安庆受病毒影响并不是特别严重，尽管这里与疫情暴发的中心湖北省相邻。在返杭路上，两个高速路出口的警察看到了他的数码红字，都不许他下高速。直到第三个出口，他才被允许通过。
“对于健康码的大致规则不公开，”里昂·雷说。“红和黄的命中规则也没公开，怎么能转绿也没明确的途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总部都在杭州，随着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他地方可能不会执行得那么严格。据新华社报道，2月11日杭州推出健康码系统后，一周之内已经落地超过100城。抱怨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充斥于社交媒体。
25岁的瓦妮莎·黄（音）在杭州工作，但已经被困在湖北老家几个星期了。她没有任何症状。但她的健康码是红色，她的雇主和在杭州居住的小区都只允许持绿码的人回来。
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从当局得到任何关于她的健康码何时能变色的消息。她揣测，拿红码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她来自湖北。
杭州官员承认，这个系统引发了不安。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敦促市民向当局报告系统故障和误差。
“即使出现了黄码或者红码也不要紧张，”杭州市委副秘书长涂冬山说。被禁足在家，无法专心工作，瓦妮莎·黄感到很无助。她不由地注意到这个系统所助长的地域偏见。“按地域划分不是歧视吗？”她说。
由于对病毒的恐惧依然严重，许多中国人对高科技预防措施感到放心，即便这些措施有时不切实际、功能不良。26岁的王斗（音）说，她的健康码红了一天，然后莫名其妙变成了绿色。但她仍然认可这一系统。“如果以后一直要用，简直无法想象，太麻烦了，”王女士说。“但是现在为了疫情是合理的。”她并不在乎对隐私的顾虑。“支付宝已经有我们所有的数据了，我们还怕什么呢，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