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影响从医院，延伸到超市。

一月底，如果一个上海徐汇区的大妈去超市买菜，可能会震惊于菜价的涨幅——生菜、小白菜、鸡毛菜分别涨了近七倍、四倍和三倍。

不过，因为在疫情期间涨价，这家超市很快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处罚200万元。

之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让人们可以从更宏观角度一窥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一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下八年来最高值。

一边是上海突然暴涨菜价，另一边是香港民众抢购厕纸和大米后空空的货架，让人不禁疑问，疫情的副作用之一难道是膨胀吗？

疫情如何影响物价？

恶性通胀，伴随着物价飞涨，背后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印钞过度，市场上流通的钱过多，导致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

仔细看中国一月份的数据，不同商品的价格涨幅不尽相同——食品类价格领涨，涨幅20.6%，其中猪肉再次“夺魁”大幅上涨116%；而非食品价格仅上涨1.6%。

食品飞涨，凯投宏观分析师认为，人们担心疫情爆发可能会困在家中，因此会出现恐慌性囤积必需品的状况，短时间拉高物价。换言之，买菜买肉的需求暴涨，而供给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食品价格在一月高企。

美发、家政服务、车辆修理与保养等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5.2%、4.7%和4.6%。春节前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因此部分服务价格上涨明显，再加上节后返程务工更难，这部分价格将继续面临上涨压力。

因此，虽说中国正经历八年未见的物价涨幅，但背后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结构性”通胀率

新时代证券分析，疫情对需求冲击是分化的，食品、生活用品、医疗用品等必需品需求增；由于社会活动受到限制，大部分可选消费需求会大幅减少，除了食品、燃料、医疗保健之外的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变化不明显。

换句话说，此次通胀率走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由于超发货币导致的。中信建投的报告就认为，之后CPI增幅有回落的压力。

然而，春节后，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出现“复工难”。如果疫情超预期地大范围、持续性影响生产，供给不足也可能给CPI上涨带来新的压力。

对于控制通胀，中国政府的监管层显得信心满满。2月15日，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相信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这样的事情。”

控制通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高银行利率，但中国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经济整体上面临下行压力，如果提高利率，可能打击经济活力。

其次，应对短期通胀，中国可以调用国家储备的粮油等必需品，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价格上涨。

5%通胀率意味着什么？

阔别八年，CPI增幅突然回到“五时代”，对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涨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而言，当CPI大幅度持续上涨时，就会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常识来讲，如果剂量小时可能是“良药”，剂量大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是“毒药”。

当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2-3%）被经济学家称作经济“润滑剂”，因为物价的小幅上涨可以提升企业家的收入，刺激他们进一步投资。

但如果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超过10%则进入一个较为危险的区间，被称为急剧通胀。这时人们开始对货币的信任发生动摇，人们有抢购物资的行为，生产和消费秩序被破坏，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动荡。

恶性通胀的可能灾难后果

急剧通胀虽然危险，但并非不可控。真正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通胀率超过100%进入“恶性通胀阶段”，政府对物价完全失控，民众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社会崩溃。恶性通胀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但每次出现，往往伴随着政治后果。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单月物价上涨2500%，最终货币贬值一万亿倍，民众普遍不满滋生民粹主义，成为纳粹上台的因素之一。中国则在二战后发生恶性通胀，彼时国民政府发行法币，1948年2月每担米要300万元，到6月涨至1000万元。崩溃的经济间接导致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历过三次急剧通胀，前两次分别是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和1989年为18%。中国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商品价格按照计划经济定价，一部分按照市场供需关系价格浮动，1988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开价格管制，进行“物价闯关”，计划经济定价的商品放开后，价格普遍上涨，引发民众恐慌性抢购。

1994年，中国更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全年通胀率达到24%。

1997年，CPI增长率逐渐回落到2.7%的温和区间，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3年的低通胀时期，其中仅有2008年和2011年两年间CPI增长超过5%。其余大多在1-3%之间徘徊。

疫情发生后CPI上涨的5.4%是23年来第三次超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