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刺激物价 会否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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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新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经济受损严重

中国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影响从医院,延伸到超市。

一月底,如果一个上海徐汇区的大妈去超市买菜,可能会震惊于菜价的涨幅——生菜、小白菜、鸡毛菜分别涨了近七倍、四倍和三倍。

不过,因为在疫情期间涨价,这家超市很快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处罚200万元。

之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让人们可以从更宏观角度一窥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一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下八年来最高值。

一边是上海突然暴涨菜价,另一边是香港民众抢购厕纸和大米后空空的货架,让人不禁疑问,疫情的副作用之一难道是膨胀吗?

疫情如何影响物价?

恶性通胀,伴随着物价飞涨,背后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印钞过度,市场上流通的钱过多,导致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

仔细看中国一月份的数据,不同商品的价格涨幅不尽相同——食品类价格领涨,涨幅20.6%,其中猪肉再次“夺魁”大幅上涨116%;而非食品价格仅上涨1.6%。

食品飞涨,凯投宏观分析师认为,人们担心疫情爆发可能会困在家中,因此会出现恐慌性囤积必需品的状况,短时间拉高物价。换言之,买菜买肉的需求暴涨,而供给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食品价格在一月高企。

美发、家政服务、车辆修理与保养等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5.2%、4.7%和4.6%。春节前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因此部分服务价格上涨明显,再加上节后返程务工更难,这部分价格将继续面临上涨压力。

因此,虽说中国正经历八年未见的物价涨幅,但背后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结构性”通胀率

新时代证券分析,疫情对需求冲击是分化的,食品、生活用品、医疗用品等必需品需求增;由于社会活动受到限制,大部分可选消费需求会大幅减少,除了食品、燃料、医疗保健之外的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变化不明显。

换句话说,此次通胀率走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由于超发货币导致的。中信建投的报告就认为,之后CPI增幅有回落的压力。

然而,春节后,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出现“复工难”。如果疫情超预期地大范围、持续性影响生产,供给不足也可能给CPI上涨带来新的压力。

对于控制通胀,中国政府的监管层显得信心满满。2月15日,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相信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这样的事情。”

控制通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高银行利率,但中国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经济整体上面临下行压力,如果提高利率,可能打击经济活力。

其次,应对短期通胀,中国可以调用国家储备的粮油等必需品,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击价格上涨。

5%通胀率意味着什么

阔别八年,CPI增幅突然回到“五时代”,对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涨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而言,当CPI大幅度持续上涨时,就会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常识来讲,如果剂量小时可能是“良药”,剂量大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是“毒药”。

当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2-3%)被经济学家称作经济“润滑剂”,因为物价的小幅上涨可以提升企业家的收入,刺激他们进一步投资。

但如果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超过10%则进入一个较为危险的区间,被称为急剧通胀。这时人们开始对货币的信任发生动摇,人们有抢购物资的行为,生产和消费秩序被破坏,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动荡。

恶性通胀的可能灾难后果

急剧通胀虽然危险,但并非不可控。真正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通胀率超过100%进入“恶性通胀阶段”,政府对物价完全失控,民众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社会崩溃。恶性通胀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但每次出现,往往伴随着政治后果。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单月物价上涨2500%,最终货币贬值一万亿倍,民众普遍不满滋生民粹主义,成为纳粹上台的因素之一。中国则在二战后发生恶性通胀,彼时国民政府发行法币,1948年2月每担米要300万元,到6月涨至1000万元。崩溃的经济间接导致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历过三次急剧通胀,前两次分别是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和1989年为18%。中国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商品价格按照计划经济定价,一部分按照市场供需关系价格浮动,1988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开价格管制,进行“物价闯关”,计划经济定价的商品放开后,价格普遍上涨,引发民众恐慌性抢购。

1994年,中国更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全年通胀率达到24%。

1997年,CPI增长率逐渐回落到2.7%的温和区间,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3年的低通胀时期,其中仅有2008年和2011年两年间CPI增长超过5%。其余大多在1-3%之间徘徊。

疫情发生后CPI上涨的5.4%是23年来第三次超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