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发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应对新冠疫情的讲话稿。文稿发表之后引发了国际媒体就谁应承担官方没有及时向公众通报，以及涉嫌防疫迟缓责任的质疑。

《求是》杂志发表的是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讲话还说：“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观察人士指出，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在1月23日当晚10点封城之前似乎一切照旧，而且1月7日之后连续5天武汉卫健委也没有任何通报新病例，1月上旬还如期举行了当地的两会。

实际上，武汉公安部门同期还对在微信“朋友圈”内告诫同学要当心不明肺炎感染的医生李文亮等8人进行了训诫。李文亮医生本人后来死于新冠状病毒疫情。

国际媒体“责任”论

由于疫情实际暴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官方没有及时发出任何警示或指引，以至于武汉居民对危险疫情的迫近毫无准备，武汉百步亭社区甚至在1月18日还举办多达4万家庭参加的年度万家宴的大型聚餐活动。

事后官方披露，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疫情信息。而香港特区政府1月8日已公开将武汉不明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外媒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暴露了中国治理体制中信息无法流通的严重问题。而目前各方都在追问到底谁应该为这场大疫情在中国的扩散承担责任。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评论称，《求是》近日发表的文章透露习近平其实很早已知疫情的消息，这就引发了应该是中央政府而非湖北地方政府对防疫迟缓不力承担责任的问题。

CNN评论指出，这也突显出，中共官媒原本要精心维护习近平作为一个“几乎无所不知统治者的形象”，他洞悉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随着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对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遏制冠状病毒扩散的批评越来越多，北京要么选择承认习近平对疫情危害一无所知，要么就是承认他虽然意识到了危机却未能有效管控的事实。

如果是后一种选择，无论省级地方官员如何未能执行习近平的指示，政府都在承认中央领导人对未能及时有效遏制疫情应该承担最终的责任。

CNN评论说，北京最初派往武汉的专家之一王广发1月11日说疫情可控，而他本人却也被病毒感染。

暴露体制弊端

英国《金融时报》也认为，《求是》文章内容与之前指责地方官员未能防御病毒传播的时间表有矛盾， 因为13天之后中国的公众才得知疫情的严重性。

报道引述一位咨询公司的分析人士称，《求是》此文将习近平与受到世界卫生组织赞扬的及早诊断和测试联系起来，而将他和一再未能遏制疫情爆发的湖北划清距离。

另外，《纽约时报》的分析提出问题，《求是》公开这篇内部讲话的新说法可能会让中国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直接面临这样的问题：最高领导人是否也可能做得太少、太晚。

上述评论引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布兰切特表示，《求是》发表的习近平讲话稿特别强调“我”这个词，显然是习近平将自己置于北京对疫情做出反应的中心，但同时再次显示要把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归咎于下层官员。

《德国之声》分析指出，《求是》讲稿显示，虽然早在1月7日习近平就已知晓武汉疫情，但当时中国官媒几乎没有提及最初的疫情。

目前，湖北两名高官被免职。但官方尚未就这次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的疫情说明具体的官员追责问题。

公民社会被噤声

在中国政府强力试图控制疫情的同时，对社会政治人士的打压与噤声也在继续。公民活动人士许志永2月15日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多名知情人士向BBC中文确认，许志永被番禺区公安局从其藏身的广州律师杨斌家中带走，杨斌一家三口也被扣留近24小时，于周日（2月16日）傍晚回到家中。

消息人士称，中国官方是以排查新冠状肺炎疫情为由上门将许带走的。

从2019年末开始，中国公安多地拘留或传讯了十几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

此次抓捕是4年前“709”事件之后对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打压。2015年7月起，当局在中国20多个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事件。多位被检控的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

稍早，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习近平眼下面临的挑战远比他遇到的其它难关更加重要。报道认为，如果接下来几个星期病毒得到控制，在批评省级官员对危机负责之后，习近平仍然有可能“相对毫发无损”。而且，控制疫情让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习近平甚至有可能借此机会做到加强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

但是，如果疫情不能尽快控制，危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一刻”：专制的谎言和荒唐昭然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