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晚9点前后，以武汉为中心，中国多个城市响起哨声，社交网络被蜡烛覆盖。许多人在用这种方式纪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
在李文亮生前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附近，八位武汉市民自发组织驾驶八辆车，打开两边闪光灯向李医生致意，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代表最初因向外界透露疫情消息被公安训诫的八个人。在医院门诊大楼外，陆续有市民在紧闭的大门前摆放花束、李文亮照片与卡片，并鞠躬致意，表达他们的哀思与愤懑。
“长夜将至，我从今天开始守望，至死方休，”一张卡片上写道。
在疫情爆发一个多月后，李文亮去世点燃了中国民间对当局不作为的愤怒与言论自由缺失的不满。但在舆情热度褪去过后，这股力量是会持续启发中国更加开放言论空间，还是会被消磨与打压？
“最大的悲哀”
中国当局的舆论管控机制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疫情上本已如履薄冰，李文亮去世后，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罕见的全民性讨论。
李文亮曾在12月30日在微信群称所在医院确诊冠状病毒病例，相关截图被他人转发，后被武汉当地派出所训诫。
武汉公安训诫“吹哨人”的做法，李文亮去世时间的疑惑，以及武汉当局是否存在瞒报疫情的追问……公众在多个问题上不断提出质疑，一时之间令舆论管控也很难操作。
中国当局在2月7日开始对舆情作出一些回应，希望化解公众的不满。湖北省政府宣布对李文亮记大功，武汉市也为他提供保险补助金80多万元，李文亮妻子工作的单位表示将负担李文亮子女学费及生活津贴直至大学毕业。
之前多次播报武汉公安打击“造谣”讯息的中央电视台也改变口径。2月7日央视主播在央视微博账号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对李文亮去世表示“沉痛哀悼”，“感谢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敏锐和敬业，感谢他在疫情防控当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另外，负责反腐的中国监察委也派出调查组，对李文亮事件进行调查。
“这些事情是很容易做的，但最难做到的是建立透明的公共信息系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博士对BBC中文表示。
丁学良曾对03年Sars疫情与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中国应急体制做过研究，他认为，李文亮发布的信息纯粹是“技术性信息”，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内容，但“从03年到08年，再到现在，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大规模公共风险灾难，有关部门仍然没有把技术性的公共风险信息同政治上的高度危险信息分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他说。
言论渠道放开与收紧并存
李文亮的“吹哨人”身份被中国媒体曝光后，又陆续有两名“吹哨人”医生接受媒体访问。同时言论自由、信息透明等诉求不断出现在中国社交网络上。
常年受到打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陆续发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提议，制订一部以李文亮命名的吹哨人法， “保护所有以良知向公众讲真话、透过迷雾揭示真相的人”。另一封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许章润、张千帆等人署名的联署信也在互联网上传播，信中建议将李文亮去世消息传出的2月6日设为国家言论自由日，并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展江认为，目前的状况体现出中国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虽然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李文亮法”成功可能性很小，但现在能有表达的渠道已经不易。“有一次这样的发声机会难道还不抓住他吗？”他对BBC这样表示。
与此同时，针对疫情的舆论管制正在不断收紧。在习近平最近出席的一次关于疫情防控的会议上，他明确表示，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网络媒体管控”。
湖北作家方方住在武汉，农历新年初一后她一直更新“封城日记”，在李文亮去世前夕，她的微博被禁言14天。“这跟大家隔离病毒的时间一样，感觉自己真被他们当了病毒，”方方在另一篇日记中写到。“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
一直在疫情第一线报道的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账号也被禁言7天。知情人士告诉BBC，《三联周刊》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转换下方向”。
2月8日早上，李医生去世不到48小时，不少之前追问当局责任的贴文已被删掉，关于“言论自由”与当局执法合理性的质疑已经被疫情最新动态冲淡。“大家已经开始忘记了，”一位中国资深媒体人表示。
“一个令人很沮丧和无奈的现实是，舆情管控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这位媒体人表示，“人的记忆衰退和注意力转移之快是舆情管控最大的同盟”。因为安全问题，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
截至2月7日24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中国境内31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共34546例，死亡病例722例，疑似病例27657例，出院205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