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是在微信聊天时告诉朋友自己的家人对“武汉肺炎”的担忧的。小黄告诉朋友，“我刚从医院回来，感冒扁桃体肿了，家里人不放心，非要我去检查一下。”
星期二（1月28日），小黄吃了些猕猴桃还有维生素C后神清气爽。她告诉朋友，要不是现在情况特殊，她根本不会去医院的。 平常感冒发烧很少上医院。
她强调说：“我妈特别保守，生怕我药吃多了伤肝。每次呵斥我少吃药，也不怎么去医院。实在比较难受压不住了，才去医院看。”
恐慌：“医疗挤兑”、被“歧视”的武汉人、断货的口罩
因为“武汉肺炎“的爆发，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像小黄和小黄家人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微信公众号“金融第一教室”的在题为“可怕的医疗挤兑，如何破解武汉死局？”的文章中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武汉已经出现了“医疗挤兑”的现象，即：“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濒临极限、门诊大厅水泄不通、患者在多家医院辗转依然无法收治。”
作者指出，这海量的患者中包括“潜在的患者和疑似人群，也有普通流感和普通感冒者，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发烧，具备类似症状的患者，甚至有完全无症状，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担忧的正常人”。
中国中央电视台1月23日的新闻援引武汉一线医生的话说，“发热病人数量多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收治的病人无法进行及时的病原检测，导致交叉感染的存在。”
武汉一个名叫胡维力（音译）的年轻人通过youtube视频求救。她说，他们家已经有一个确诊病人（医院来人用试剂测试过），三个发烧的病人， 还有三个孩子。但是，现在武汉的医疗系统没法顾及到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根据视频中提供的电话打过去，但是，几次无人接，无法了解更真实的情况。
除了疫区的“医疗挤兑”外，因为恐慌，因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封城而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被歧视和驱赶”。武汉市长星期天表示，因春节和疫情关系，目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没人敢接待。微信上名为“携程邹润发”的人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说：“武汉一夜之间封城，再到湖北封省，再到市区禁止机动车通行，情况十分危急。…… 有一批在武汉封城前出行的旅行者，由于航线被迫取消或是停降在其他城市，而全国很多酒店不敢接待‘武汉人’。”
这个微信群“呼吁各地职能部门‘管一管这些不能归家的身体健康，但身心疲惫的湖北人/武汉人’”。这些自救群包括“广东省武汉同胞回家群”、“广西武汉同胞回家群”，涉及中国15个省市。
网上的消息显示，在看到湖北人流落外地的消息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更多的是“这些人太自私了”，“谁让你们到处乱跑”、“谁让你们吃野味”、“湖北人现在就是瘟神”，“赶紧回家不要出现在我附近”的言论。
对武汉肺炎的恐慌也已经蔓延到中国周边的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美联社1月28日的消息说，在亚洲，因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以及对污染的担忧，防护口罩的销量暴涨。CNN、路透社的消息说，在纽约、德州等美国华人聚集的地方，普通的医用口罩已经卖到断货。
美国之音记者查询了几个大型销售网站：亚马逊、Target 和沃尔玛 的网站，这几个网站显示，医用口罩已经没有货了。
从地方到中央的瞒报和淡化处理，治疗“恐慌的疫苗”在中国缺失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编辑部1月27日的一篇社论提请读者注意中国“武汉肺炎”中的“恐慌”因素。社论指出，流行病期间的恐惧需要自己的疫苗。
社论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话说，这个疫苗就是“长期，持续的社区参与”。 社论说，这“对于早期发现疫情，控制疫情蔓延和蔓延，确保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有效的应对至关重要。”
社论说，“换句话说，避免公共健康恐慌需要社区拥有团结、同情和开放的储备。这些‘抗逆性’特征与医疗用品供应和卫生工作者同样必要。它们有助于防止谨慎升级为恐惧。当公共健康危机结束时，他们还可以帮助治愈社区中断裂的纽带。”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团结、同情和开放”却因为地方和中央政府前期的瞒报，以及中国政府一贯的缺乏透明度的做法而缺失。
武汉市长周先旺星期一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武汉市政府对疫情的披露“不及时”。他解释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武汉地方政府必须先得到“授权”才能要披露信息。
武汉的首个病例是12月8日爆发的，但是，直到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后，12月31日，武汉市当局才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武汉肺炎的病例。之后，警方还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布“谣言”。
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的微信主人肖浑说，正是因为相信了政府所说的“疫情不严重”，“可防可控”， 所以很多湖北/武汉人“掉以轻心”，出去“悠哉游哉”了，结果被迫滞留外地，“被歧视，被驱赶”。
1月18日，在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同时，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
病毒学研究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在武汉封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封城的黄金时间已过，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已离城回乡过年，保守估计，武汉肺炎感染规模“最终可能是会是萨斯的10倍起跳”。
管轶的话让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武汉政府早些披露信息，也许武汉不用封城。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流行病专家布兰登·布朗（Brandon J. Brown）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向公众及时透露信息是治疗公众恐慌的关键，特别阻止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误传的关键”。
他说：“我不能确定早日披露信息是否会防止封城，但是，鼓励民众采取基本的防御措施总是很有用的提醒，有助于阻止疫情的蔓延。”
1月21日晚，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在美国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立刻召开电话会议，公布信息。
也是在同一时间，中国时间1月22日，中国中央政府才决定向全国公布疫情。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召开首场记者会。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1月22日，在武汉和湖北的几个城市做出封城的决定后，当封城成为全球媒体的头版消息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报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疫情的消息只藏在不显眼的地方。1月23日，身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也只字没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
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告诉美国之音，从“萨斯”到“武汉疫情”，17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他说： “从2003年萨斯到今天的武汉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扩撒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带菌者自由地在社会空间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
信息公开还是信息垄断？
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截止2020年1月28日零时，中国官方表示，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06人丧生，近1000人重病，确诊病例4515例。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外界对中国的疫情消息真实性的质疑。民众宁愿相信网上流传的消息，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是大得多。
中国杭州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告诉美国之音：“对政府，我们既信任，又不信任。政府的数字肯定是缩小了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引起恐慌吧。”
政府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放心。例如，12月31日，武汉开始向外界通报疫情。诡异的是，1月6日到10日，武汉地方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1月12日-1月17日湖北政协会议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在官方公开疫情消息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信息的控制。《纽约时报》援引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于平在博客中的话，“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 于平说：“那就不叫信息公开，”“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
内外有别，中国对外沟通有进步
如果说，从“萨斯”到“武汉肺炎”，中国在处理方面有任何进步的话，这个进步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沟通上。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8日会晤后赞扬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公开与透明。 他说，中国方面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 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示了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利的举措。
中国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该新病毒，距12月8日首次发现病例时间差不多三周多的时间。1月7日，中国确定了爆发的病毒。 CNN的报道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的话说，这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迅速。
报道还援引研究新兴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话说，对新菌株的迅速发现使其他国家可以尽早开发出这种病毒的检测方法，这应有助于遏制疫情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