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03年萨斯疫情的先例，人们可能不会怀疑武汉疫情最终会被控制，但是不断重蹈覆辙，然后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修补，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令人深思：萨斯疫情殷鉴未远，为什么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封城对于控制疫情的效力不容怀疑，但这种古老简单的粗暴方式会发生在世界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吗？武汉飞出黑天鹅，对中共专制集权体制有什么冲击？
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当初武汉市如何封口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说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从2003年SARS到今天武汉的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扩撒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带菌者自由地在社会空间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
世卫组织就新型肺炎召集紧急会议 武汉宣布“封城”
沉痛的教训香港是吸取了，香港是最早做出防疫措施，那时候就被内地民众耻笑，认为香港太过敏感。其实当时我有质疑过，为什么只有武汉跟香港跟这个疫情有关，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和相关疑似病例，事实上我后来知道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较早的时候中央就知情。
1月9号中国卫生专家接报就到武汉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我知道国务院系统出了一个参照SARS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
为什么严格的封口令到现在依然没有解除？
胡平认为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媒体要独立于它监督的对象。胡锡进也在批评媒体的监督功能被削弱。可是我们知道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一条是媒体要独立，要独立于它监督的对象。
媒体都姓党了，怎么还能监督党呢？当然胡锡进不是说在鼓吹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他只是抱怨现在对媒体管得太紧了，以至于可以说的都不敢说了，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像病毒疫情的信息，因为它是关系到所有人的安全，不管你是高干还是平民百姓，它没有政治诉求，跟党国最关心的党国政权稳定没有关系，当然也谈不上监督功能的问题。照理说这种信息应该是充分放开，而且从党国的角度也是可以充分放开的，那你为什么把这个信息也要控制呢？
中国应对疫情：封城与封口同步
如何看中国政府的封城决定？会有多大的社会代价？
纪硕鸣认为走到今天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我觉得走到今天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今时今日的疫情，因为人群广，人流频繁，在加上重视程度迟缓，所以它的防治和古代的时候也是难有相同之处。甚至于和SARS也不同，SARS也是传播到香港才被发现。
现在是武汉先发生，然后没有好好的防治。它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所以以减少出行聚集来阻断病毒的扩散，这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香港专家袁国勇就是对封城的积极倡导者，因为疫情已经不容乐观。后来他的建议没有被及时采纳，也是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