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透明”的指示下，对付武汉肺炎的武汉官员向世人公布了一个可能比死亡与感染人数更令人恐慌的数字：在当局宣布武汉封城之后，仍有约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武汉市长周先旺26日表示：“受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 900 多万人留在城里。”
武汉当局1月23日凌晨2时宣布封城，当日10开始实施。正值新春佳节，有些人可能早有出游的安排，有些人则可能趁这个窗口“逃离”了武汉。
对500万人“逃离武汉”，许多人很是愤慨，责问武汉当局为何宣布封城后8小时才关闭“城门”，给人“突围”之机。对这个责问，我有两个反问：
反问之一，如果你当时身在武汉，在致命的病毒恐怖笼罩下，听到8小时后要封城，你会如何决定？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一个17世纪发生在英国一个小村的故事。
英国鼠疫“烈士”村
埃姆，Eyam， 是英国德比郡距大城市谢菲尔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现有村民969人。Eyam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名胜或土特产，但它在英国历史上和英国人的心目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
每年8月，来自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来到埃姆村，装饰村里的一口水井（well dressing)，以表达对村民历史上曾作出的牺牲的追思感激之情。
回到1665年。那年秋天，来自伦敦的一捆布料送到了埃姆村的裁缝手里。 几周后，裁缝的助手，一个叫George Vicars的健壮的20岁小伙子突然暴病身亡。随后，村子里接二连三不断有村民死亡。
原因很快找到了。裁缝的布料里藏着跳蚤，这些跳蚤来自伦敦，而此时的伦敦已经有数千人死于鼠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14世纪横扫欧洲的鼠疫曾夺去5000万人的生命，鼠疫因此也被称为“黑死病”。鼠疫的厉害，埃姆村的村民是晓得的。到了转年春天，埃姆村几乎家家都有人染上鼠疫身亡。村民们找到教区牧师莫伯森，William Mompesson，寻求指导。这个指导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是否应该放弃家园逃离，寻求一线生机。
“接受死亡”
莫伯森牧师的指导让村民震惊：村民们不要离开埃姆村，相反，应该自己把村子封锁起来。莫伯森牧师承认，如果大家接受他的建议，也就等于接受死亡。他唯一能做的， 是保证与村民们在一起，只要他一息尚在，就会全力超度村民的亡灵。莫伯森牧师说，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
更令人震惊的是，埃姆村的村民们最终决定听从莫泊森牧师的建议。1666年6月24日，埃姆村正式“封村”，不许人出村，也不许人进村。到了那年的8月，村民的死亡也达到了最高峰。一个叫伊丽莎白的村妇在8天之内掩埋了死去的6个孩子和自己的丈夫。
即便是在死亡最高峰时，埃姆村也没有村民逃离。14个月后，埃姆村埋葬了最后一个鼠疫死者。鼠疫过后，埃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死亡率的数倍。
英国德比大学的斯维特博士说，莫泊森牧师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的隔离检疫。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有效办法。埃姆村民的牺牲，换取的是周围地区特别是像谢菲尔德这样人口聚居城市的人的安全。
埃姆村村民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来换取他人更大的幸存的可能。这不是常人能够作出的决定，也是直到今天英国人仍在纪念缅怀埃姆村民的原因。
极端决定
回到今天的武汉城。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武汉市政府没有事先发出通知，而是在凌晨两点宣布即刻起封城，民众又会作何反应呢？
封城，就意味着留在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
留在城里的人真的因此被传染上病毒的可能性，从理性角度看或许很微小，但从心理角度，这种恐怖压力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氛围下发酵“井喷”，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水陆空封城，这是一个极端的决定。这更是一个极端敏感而危险的决定。这不是一个武汉市长敢且能拍板的。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可以想见，没有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表态，谁也不敢下这个令。
如果武汉疫情迅速得以控制，习近平个人威望会更上一层楼，如果疫情失控，武汉肺炎则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专制威权，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中国社会日趋严厉的全面控制，遭“国际社会”批评颇多。可以想见，如果换任何其它的情形，这样的决定会让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幸亏发生在中国”
然而，武汉封城的决定让世人瞠目、难以想象的震惊过后，是集体的暗自长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从医学专家到政客到普通人都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解药，得上了，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强的人能抗过去，甚至没有发病症状；抵抗力弱、伴有其他疾病的人，则有可能熬不过去。
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控制疫情的扩散。这就要追踪、锁定、隔离每一个可能的感染者，尽量避免人群流动，让疫情最重自然消亡。在1100万人口的都市，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武汉、湖北、乃至整个中国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牺牲个人的选择自由，以期最大程度的控制疫情。
当局有没有权力要求公民作出这样的牺牲，“封城”是否有效，人们可以辩论。但国际社会一个共同的默认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且能这么做。
1000张床位的新医院，7天建成；两周后，1500张床位的第二个专门医院也将投入使用。提供一个对比数字，英格兰人口5600万，过去30年间，医院总床位从30万张减到了今天的14.2万张。
2003年萨斯疫情暴发后对中国严厉批评的国际卫生组织，这一次对中国政府的努力给与肯定，一再推迟是否应该宣布武汉病毒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
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的当天，习近平与德法两国领导人通话。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方愿向中国提供支持和协助并对中国及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持公开透明表示赞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法国支持中国积极应对疫情，愿同中国加强卫生合作。
鼓励表态的背后，是大家都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不认市界省界国界。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