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台湾大学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退休教授方国栋；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独立时评人横河.
有人说，连封多城，包括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这样大规模的控制举措，只有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才做得到。在疫情爆发时候，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现的是优势还是劣势？
陈破空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爆发恰恰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失败。
在正常的公民社会里，民间有自救能力，地方政府有自治能力。这次疫情爆发都是通过民间小道消息的传播，政府是最后告诉人们真相的。
民间本来有自救能力，如果信息公开、互联网开放，危机在民间就可解决。地方政府也完全采取自己的措施，但是一旦有外国记者询问，他们都把答案转送中国卫生部，有什么决定和结果都要等中央政府。这中间各种隐瞒，等到中央政府有批示的时候，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香港病毒专家管轶刚从武汉回来，有不少第一手的观察。他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直到这个星期中央最高层都发话了，武汉都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隔离措施。你的看法？是否表明地方政府的防疫意识不够？
横河说地方当局长期来主要精力在维稳，不管是什么事情，地方当局都是用维稳方式来及解决。疾病防御方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如何动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运作，这个社会资源在中国大陆只能运用在维稳方面，而不会用在对疾病的防御方面。
地方当局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对执政当局是个考验，一级一级只对上负责，没有自主能力。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压着，直到某个人发话了。
方国栋说因为美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军团菌的爆发导致老年退伍军人中肺炎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家疾控中心主导，召集国内在呼吸系统方面的专家和单位在很短时间里研究和治疗。
以后军团菌都有发病，2020年也有发病，但是没有大爆发。至于埃博拉在美国没有爆发。中国已经有了SARS的经验，科研也大幅度进步，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病毒分离，并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但是控制传播方面，政府就要粉饰太平，尤其在两会期间，回避讨论疫情。没有引起对疫情的重视。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当局仍然在严格控制信息。《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就表示，“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你认为这种信息垄断如何影响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民众的信任度，又如何影响疫情控制？
陈破空说从一种隐瞒到另一种隐瞒，控制信息控制透露信息的人。现在说透明和公开，也是政府规定之下的透明和公开，所以还是一种垄断，完全扼杀了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人力，人们不能判断中央政府的决定是不是真实的，这对人民来说是二次伤害。
中国疫情引发全球恐慌，但是在中国官媒上似乎感受不到外界的紧张情绪。央视等官媒的主题是习近平给百姓拜年一类的新闻，而总理立刻请视察疫情，却跑到一个病例都没有的青海省。与此同时，民间对武汉封城的紧张和关切完全得不到反应。这种官媒和民意的脱节说明了什么？
横河说很难责怪媒体，在中国大陆，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报道。如果允许，中国媒体人很多也是愿意去报道的。
现在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被允许可以报道，这也是为了营造信息透明的假象。这就是官意和民意的区别，而不是媒体和民意的区别。官位不是透露真实信息就可以保住的，整个中共就是靠谎言起家的。这种情况下，与民意脱节很正常。
和2003年的萨斯疫情相比，中国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高了很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出国人数比当年要多很多倍，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疫情高度警觉的原因。《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习近平寻求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显示北京能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压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做的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相反，这次事件还是外国的压力传进中国。外界都是民主社会、正常社会，才让中国无法隐瞒。
时间过去17年，国际化程度、医学水平、从美国盗版的技术和药品都进步了，但是比当年做得更差。
2003年起码胡温还身临前线视察，说SARS让人揪心。现在李克强去了青海，习近平去了云南，都是病情不严重的地方，习近平还是访问越南回来顺路去的。他们和人民已经脱节。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八倍，医疗和社会服务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政府几乎完全消灭了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在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灾难和疫情爆发时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为应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灾难带来了什么额外的挑战？
横河说技术科学进步对诊断有帮助，但是政治打压了医学技术，1月2日拿到样品，五天之内完成测序，疫情到了1月20日才公布。专业部门没有发布权，完全靠中央政权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