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今后还能不能产生像稻盛和夫一样的经营者?

阿米巴经营》、《生存之道》、《成功的要义》、《追求成功的热情》、《工作法》——在北京和香港的机场书店里,你会注意到大量摆放着这些书名的图书。

书的作者都是日本人。京瓷创始人、名誉会长稻盛和夫也由于“阿米巴”而声名远扬。这些中文书的日文原版分别是《アメーバ経営》、《生き方》、《成功の要諦》、《成功への情熱》、《働き方》。稻盛和夫在海外的人气之高出人意料。据京瓷官网披露,稻盛和夫著作的简体中文版就超过23种。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人气呢?一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认为“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现在开始走日本以往走过的路子”。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从高速增长转变为按巡航速度增长,经营者和商界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取代“高速”的经营模式和生活模式。

稻盛和夫年事已高,为了向年轻经营者传授经营哲学而创设的“盛和塾”于2019年7月最终落下帷幕。授课学员约1.5万人,半数以上是来自海外的经营者,中国人占到7千。日本今后还能不能产生这种拥有狂热粉丝的经营者?或者像稻盛和夫一样让全世界为之倾倒的经营者呢?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软银的社长孙正义、迅销的社长柳井正吗?

2019年日本的年号从“平成”过渡到“令和”,有各种版本的“时代经营者”排行榜,但排名第一的不是稻盛和夫,就是孙正义。例如日经商务杂志的排名是:第一 孙正义、第二 稻盛和夫、第三 柳井正、第四 三木谷浩史(乐天社长)、第五 永守重信(日本电产会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稻盛和夫还是孙正义,都不属于平成时代,而是昭和时代的经营者。稻盛和夫创建京瓷是在昭和34年(1959年)。孙正义创建软银则是昭和56年(1981年)。

   日本平成时代未诞生“经营之神”

一般来说,昭和时代的经营者分为三种类型。松下电器产业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和索尼的盛田昭夫、本田的本田宗一郎等属于第一代,稻盛和夫和饭田亮(西科姆创始人)、牛尾治朗(牛尾电机创始人)等属于第二代,孙正义属于之后的第三代,柳井正和永守重信也属于这一代。

 

也就是说,尽管是“平成”年代的经营者排行榜,但按谱系来讲,作为这一时期代表的稻盛和夫、孙正义、柳井正可以说是在昭和后期就已经成名,势头一直持续到平成时代,或者说在平成时代进一步名扬天下。“平成”的30年,日本没能诞生新的世界级经营者。更进一步来讲,就是日本未出现开创新产业的创业经营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诞生了多位像拉里·佩奇(谷歌联合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亚马逊创始人)那样的卓越经营者,和日本有着明显差异。

 

日本电子商务企业乐天的三木谷浩史等人赶上200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而一度受到关注,但没有一个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全球性企业。最终未能成长起来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商业模式属于“时光机型”。所谓“时光机型”,就是利用时间差,将海外尤其是美国已经确立下来的商业模式成功移植到日本的方法和思路。例如一提到IT(信息技术)服务的普及,业界就存在“日本比美国晚10年”的经验法则。日本的许多IT经营者都盯着这一点,坐等热潮的到来。 孙正义最初的风格就被认为是这样。现在的孙正义和当初不同的是,为了站在全球最前沿而创立基金,瞄准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升级换代。回顾日本的产业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全球化发展”并不少见。昭和时代的索尼和本田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是在电子和汽车这一当时最热门的“头号人气项目”上登上世界之颠,赢得了广泛赞誉。

孙正义(资料图)

遗憾的是“平成”年代里,在作为引领产业的“互联网”和“移动”领域并未出现掌握技术主导权的日本企业。在商业活动已经深深植根于网络的时代,对于日本来说,似乎正面临着所谓的“语言缺陷被放大的时代”。因为人口和市场巨大的英语圈和汉语圈的企业、经营者、创业者有着先天的优势。日本“经营共创基盘”的首席经营官(CEO)冨山和彦称网络时代是“虚拟空间的语言服务时代”。日语原本就是礼节性语言,由于英语和汉语的崛起,正逐步演变成“小语种”。“时光机型”商务模式的选项对于经营者来说,也许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吧。

美国优秀人才选择创业

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网络带来的颠覆性创新到来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对大企业不利、对风险企业有利的局面。美国原本就是一个号称“创业者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有着最优秀的人才进行创业的传统,这一特质在进入到网络时代后迅速发挥出优势,优秀风险企业经营者层出不穷。

而日本和欧洲则是“大企业资本主义”的比例高。尤其是平成时代初期网络时代刚刚到来时的日本,缺乏像美国那样的人才流动和社会机制,尚未摆脱最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和大企业的传统。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昭和时代著名经营者之所以人才辈出,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固定的人才吸纳场所。当时由于二战导致国土荒废,优秀人才失去工作,不得不走上去创建索尼和本田的道路。

但昭和时代走上战后复兴轨道后,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情况发生显著变化。教育系统也随之得到完善和构建,形成了努力取得好成绩,接受有正确答案的考试,进入大机构的潮流。这是带来昭和后30年成功的关键。

但持续到平成年代的这项机制作为创业者诞生的土壤反倒成为一种阻碍,原因是与颠覆性创新过于格格不入的文化已经在日本扎根。因此,日本在跳跃式发展时代到来后显得不知所措,最终成为“昭和后30年的代价”。作为整个社会,或者是必要的结果,日本企业用了平成时代30年的时间来为之买单。

用棒球团队与梅西比赛的日本

那么,本应集结优秀人才的大企业为什么没有出现优秀经营者和革命型经营者呢?这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前面提到的“优等生优待型”体系残留下来的结果。平成时代,日本多半企业会大力提倡“改良改善型”的业务模式。组织内部出现了不能有奇思怪想的氛围,如果适应这样的氛围变得重要的话,自然发迹的就会是那些擅长这些的人才。“以和为贵”,擅长沟通,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得以应付问题的领导就此大量产生。目前仍在进行中的是汽车、材料等日本企业擅长业务领域今后仍极有可能接连不断地出现颠覆性创新。如果是从棒球到垒球的变化话,只要稍加练习就可以适应,但现在即将发生“棒球变足球”级别的变化。如果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意识,估计现在的领导们或许会是另外一群人。

sony的创业者井深大(资料图)

不过,日本大企业多数只会考虑“棒球到垒球的变化”这个程度,根本没有灵活替换选手或者彻底实施再教育的危机感。结果,比赛开始后球场上面对的对手是世界足球明星梅西和罗纳尔多。谁都能明白这场比赛不可能赢。

站在日本大企业顶点的丰田汽车最近似乎稍微看懂这一点。丰田2015年从美国国防部研究机构挖走了人工智能(AI)研究“大拿”,瞄准基于网络的百年一遇的汽车产业结构转变,开始进行彻底改进。此外,丰田还积极向风险企业等投资,积极开放改革,瞄准AI、5G、材料、机器人和新领域,想尽办法扩大业务领域。可以说这是丰田感受到了网络的结构转变将波及汽车行业的危机感。

说起汽车,可能最贴近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经营模式的日产汽车也出现了动摇。日产的经营重组在平成时代初期,从法国雷诺挖来前会长卡洛斯·戈恩(刑事被告),采取在全球量才录用的高速经营模式。不过,极度依赖卡里斯马经营者的治理结构本身就存在缺陷。

日产组织的内部实情是和戈恩未加入日产时一样的官僚体制几乎尚存,戈恩不当行为曝光就证明了这一点。近20年一直对最高经营者的不正当行为置之不理的日本人经营团队和员工的本质要想改变估计很难。

日本令和时代“经营之神”辈出的条件

话虽如此,但日本的产业界也不是没有光明的先兆。那就是年轻一代。2019年就职的新社会人的就职企业意向调查显示,并非和以往一样,大学生的就职意向是一边倒向现有的大企业。人们对昭和、平成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终身雇佣”制的态度正在一点点转变。相比一直只在一家企业工作,积累一些经验,3~5年后跳槽到一家条件更好的企业,或者有自己创业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年轻人像昭和高度增长期一样,想要前往海的另一边,自己创业的话,期待也会随之高涨。对于日本在令和时代不断诞生知名经营者的条件,仔细想想的话,笔者认为首先学生不应该到大企业“就职”,应该自己创业。东京大学毕业生中越来越多的人自主创业,而没有出去找工作。在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优秀的学生几乎不会进入企业就职,而是自主创业。最近,备受关注的以色列也是这样。日本也有必要从根源上改变人员流动。

日本的大企业该如何改变呢?首先是企业治理能力改革十分重要。善于改进改良的人、善于搞平衡的人、老好人等已经很难当领导者了。正因如此,应该改变治理制度,委员会与企业氛围、现有经营团队的意向无关,而是着眼于未来选择最佳的经营者。

本田宗一郎(资料图)

最后是心态的变化。深知企业人事、组织结构的著名作家山口周在其著作《新型的时代》中做出了有趣的分析。该书中提到日本今后需要的“新型”人才应该是相比正确答案,更应该发现问题、相比预测更会构想、相比KPI管理,会更注重内涵、相比仅限于一个组织,能跨组织工作的类型。日本令和时代的新型经营者就应该这样。

尤为重要的想象力。盛田昭夫与本田宗一郎都是预测未来,才创造出“随身听”、“超级幼兽摩托车”。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想要使用且绝对需要这个东西而创造出来的,稻盛和夫也一样。日本平成时代绝对欠缺的东西、令和时代想要恢复的东西,就是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