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未来基调就在下面的几年奠定，在纽约交易录(DealBook)大会上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主持的一场讨论中，这成为九位与会中国政策专家的共识。
前白宫顾问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场经济和信息“战争”。谷歌创始人之一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表示，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纠缠在一起，中国是我们在全球技术主导地位竞争中的头号对手。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特朗普总统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此向中国施压。中国亦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双方敲定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周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取消部分关税。这与中国政府的说法不符。后者于周四表示，如果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同意至少降低部分关税。
贸易战只是两国关系演变的一部分。中国面临着窃取美国技术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它镇压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提出质疑。
与中国直接和平接触的政策奉行了几十年，如今已让位于一个对抗和冲突的时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时刻的结束和另一个时刻的开始，”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中国正在实施一项10年计划，希望在人工智能、5G通信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普利策奖得主、为《纽约时报》撰写外交事务类文章的弗里德曼请讨论小组成员描述他们心目中美中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班农说，美国应该切断中国共产党从西方获得资金的途径。“我们现在处于一场信息和经济战争、一场技术战争之中。”他还说：“我认为我们无法姑息这种力量。我认为我们无法容纳这种力量。”
中间派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网络安全和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说，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这是一场关于新技术的斗争。中国政府一直在使用人脸识别和其他人工智能来监视自己的人民，并将这些技术出口到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在努力解决隐私、数据保护和安全问题，同时对互联网的其他方面基本不插手。“中国共产党正积极果断地以令人深感不安的方式使用技术，”萨克斯说。“我们需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施密特是国防部的国防创新委员会(Defense Innovation Board)和国会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主席。“如果能让西方技术再次领先，我们的情况会好得多，”他说。“我会说，我的立场是美国优先战略。”
施密特和其他一些讨论小组成员说，鼓励高技能移民以及在技术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支出应该是关键的优先事项。“我们投资的不是我们需要投资的东西，”曾在30年前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普利策奖得主伍洁芳(Sheryl WuDunn)说。“我们可以在国内阵线做得更多。”
接触政策结束
1970年代制定的接触政策旨在让中国向世界开放。美中关系也对冷战时期的苏联起到了抗衡作用。
“一点一点地，每一次互动都会让坚硬的金属弯曲一点，”亚洲协会的夏伟说。“这就是趋同的理念。”
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和其他人所承认的那样，中美关系与美国与苏联的互动大不相同。苏联在美国多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于1991年解体。“我们只从他们那里买鱼子酱、伏特加和套娃，”弗里德曼说。
另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生产和消费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的商品和材料。它还拥有1.1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依存为双方的相处提供了框架。
人权问题以及对中国商业政策日益难以容忍——中国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将世界其他地区拒之门外，并迫使在华开展业务的科技公司交出关键信息——引发了对接触政策的背离。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在接触中，中国将会改变，”记者兼作家查建英说。“这种事没有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主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中国的骄傲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了美国的利益。中国正在输出其价值观，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和对公民的监视。“正是在国内的压制和在国外的野心二者之间的交集特别令人不安，”她说。
弗里德曼表示赞同：“中国比30年前开放得多，比10年前封闭得多。”人权观察中国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的人权问题日益严重。她说：“我认为，由于许多原因，世界对此反应迟缓。我认为，这是无知、贪婪和正常化的结果。”
易明和芮莎菲对交易录大会选择华为作为赞助商提出了质疑，还有《纽约时报》过去曾为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布付费广告。芮莎菲说，她希望能提前知道华为赞助一事。
“《纽约时报》在中国被禁，但它不仅为《中国日报》刊登付费广告，还举办一场由华为资助的会议，这是很不寻常的，”易明补充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被以安全问题为由禁止与美国政府机构开展业务。
弗里德曼说赞助商事宜与他无关。记者后来联系到《纽约时报》的一位发言人，她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报道，最近一次是关于其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报道。结果，我们的记者遭到了严重的报复，中国封锁了中国大陆获取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途径。《纽约时报》主办的活动完全由《纽约时报》的编辑人员安排。赞助者不参与任何会议的安排，对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影响。”
她补充说，《中国日报》的广告是付费插页，也在其他出版物上刊登。夏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违背了通常的认知，自己动手用一根“长矛穿透了接触政策的心脏”。“他利用美国对他的依赖来消解美国，”他说。“这可能是习近平最大的失误。”
中国优势？
弗里德曼问，习近平的崛起是否不可避免。芮莎菲指出，他为清除腐败所做的努力，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地位的提升是国人支持他的原因。“我认为，即使那些对他在国内带领国家所走方向感到不满的人，也仍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记者、咨询公司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习近平被推上台是为挽救党，但表示他不确定大家是否希望他把事情推向“如此的极端”。
亚洲协会的夏伟表示，中国已逐渐抛弃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使用中国优势(China Advantage)一词。班农说，这意味着中国在从西方体系脱离或脱钩，并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结盟。“他们会制定自己的标准，”他说。
这将在西方造成技术上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如果中国在5G发展上成功地引领世界的话，这种下一代通信网络技术涉及从移动电话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更系统地思考，”查建英说。
施密特表示，继续合作将更有成效。“我支持、强烈支持我们找到建设性的工作方式，以实现目标，尽管我们在这些问题中的一些上存在分歧。”
改变叙事
与会专家表示，美国应当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一些人建议，重新回到特朗普总统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简称TPP）这样的多边贸易协议，这将传递新的信息。“我们似乎是在采取一种软弱和防御的立场，这样的叙事很难看，”易明说。“我们应当做的，反而是以积极的方式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当我们关注中国在欺瞒的领域时，所有的盟友都会支持我们，”她说。
弗里德曼说，如果美国在贸易协定中与其他国家保持了一致，他们本可以共同形成统一战线。“这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夏伟提议，作为选择性接触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可以派遣一个由美国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正如其他专家所指出的，这样做的问题在于，考虑到可在中国赚取的利润，美国企业未必愿意与北京对抗。
“他们似乎不觉得这是在为推动下一轮与美国的竞争输送血液，即美国的资金，”查建英说。对于寻求在中国赚取最大利润的企业，人们应当“增强他们的羞耻感”。特朗普政府将包括监控和人工智能技术制造商在内的28家实体列入了黑名单，称担心其存在与中国镇压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行动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
弗里德曼指出，阿拉伯世界对新疆形势的沉默“令人震惊”。“中国党内就谁丢掉了美国存在很低调的争论，”麦健陆说。“其实是中国所走的极端方向推开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