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时代面面观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出版70年后,“老大哥”(Big Brother)仍是大大小小监控的代名词。例如,《连线》杂志一篇关于澳拜客牛排馆(Outback Steakhouse)监控摄像头的文章标题是《炸洋葱遭遇“1984”》,《纽约时报》上个月一条新闻的标题是《中国加密货币计划的强大盟友:“老大哥”》。

随着监控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它的使用范围也超出了公众对其所构成威胁的了解。监控的未来看起来要比“老大哥”这个隐喻能够表达的范围更广、更具侵入性。我们在朝这种方向行进,我们将需要有更好的隐喻,能够准确地表述政府和私人监控的分散性、歧视性,以及常常隐秘的本性。

当我们用简单的措辞谈论复杂的话题时,隐喻是非常有用的手法。但隐喻常常会伴随着一个不言而喻的解决方案:如果某个东西是“敌人”,那它就必须被打败;如果某个东西是“癌”,那它就必须被根除;诸如此类。准确的隐喻能带来适当的解决方案,而不准确的隐喻会导致错误的行动方式(或导致冷漠)。

在《1984》中,“老大哥”从未实际露面。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代名词,该党部分地通过持续不断的监视警告,来试图粉碎公民的自由意志。“老大哥在看着你”是书中不断重复的(凶恶)老调。虽然让人不寒而栗,但它并不能准确地表述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例如,在奥威尔的大洋国,公民们并不会面临私人资金研发的无人机的威胁,也没有搜集他们信息的应用程序,或警察把他们驾照上的照片用于辨认列队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监控威胁,它们超出了甚至是最吓人的政府协调监控。“老大哥”一词只描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词语用法上,《1984》和“老大哥”远远高于其他监控隐喻:美国笔会(PEN America)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00多篇关于监控的博客帖子和文章中,《1984》是其中使用的唯一文学隐喻。

难怪在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进行网络监控的事情曝光后,《1984》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受欢迎程度激增了7000%。然而,就在许多美国人初读(或重温)这部小说时,它在媒体中的无处不在表明,这个隐喻早已具有自身的生命力。(电视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涉及建议更好的隐喻时,就连非正统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在提出他们的想法前承认正统。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一书的作者肖沙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创造了“老大那”(Big Other)一词。社会学家威廉·G·斯台普斯(William G. Staples)对“小小弟兄”(Tiny Brothers)的激增发出了警告。想像一下:《中国加密货币计划的强大盟友:“小小弟兄”》。这个标题有那么点儿令人担忧。

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一种更广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想法。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英语系助理教授本杰明·萨尔茨曼(Benjamin Saltzman)认为,一个对理解当代监控有帮助的说法是,将其与中世纪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概念做比较。

两者都需要公民(无论他们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在围绕着一个神秘的、无所不知的力量构建的社会中运作。在中世纪,上帝甚至可以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出现。萨尔茨曼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上帝知道人类的所有秘密,但上帝的秘密对人类来说仍然是根本上不可知的。”这更接近那个不断收集数据并试图预测人类行为的设备网络。

“‘上帝之眼’(God’s eye)的概念经常被当作监控的隐喻来使用。它体现的是一种无所不见的凝视,而且有无上的权力,因为它是‘上帝之眼’,”加拿大安大略省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的监控研究中心主任戴维·里昂(David Lyon)写道。“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说法含有可怕的,如果不是实际上暴力的寓意,暗示着上帝的主要任务是道德监督者,用肉眼看不见的方式仔细审查人类的失败和越界。”

《中国加密货币计划的强大盟友:上帝之眼》。这个标题好吓人。

还有一些隐喻捕捉到了监控国家中对个人信息控制的丧失。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审判》(The Trial)一书的主人公被告知他有罪,但从未被告知他犯了什么罪,他在无休止、不协调的官僚机构下吃力地行进。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丹尼尔·索洛韦(Daniel Solove)说,卡夫卡塑造的这个形象比“老大哥”能更好地描述我们的大数据现实。索洛韦并不认为一个隐喻有内在的好或不好;他只是想让我们用的词语给问题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因为他说,“如果你不能很好地描述、理解并捕捉到问题,你就无法得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记者诺亚·伯拉斯基(Noah Berlatsky)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说,使用“老大哥”一词是对公众的主动误导,让他们误以为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的重压平等地落在所有公民身上,而不是更多地落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身上。他认为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比《1984》更好地体现了这一事实。在这本书中,机器人比人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国家的监控设备和凶残力量针对的目标,明确是那些被定义为与众不同的人。”

戴维·罗森(David Rosen)和阿伦·桑特索(Aaron Santesso)2013年发表在《Slate》杂志的文章《索伦之眼就是现代的监控国家》(The Eye of Sauron Is the Modern Surveillance State)中写道,托尔金(J.R.R. Tolkien)笔下索伦的脆弱之处让他成为一个很好的隐喻。

《中国加密货币计划的强大盟友:索伦》。这个标题的响亮程度如何!

《隐私政策:监控诗歌选集》(Privacy Policy: The Anthology of Surveillance Poetics)的编辑安德鲁·里德克尔(Andrew Ridker)警告,“如果我们不能想出一个新的、令人发慌的方式来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将会完全习惯它。”他书中选录的诗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包括像“光”和“上帝之窗”这种比较明显的。

未经检验的隐喻的大量涌现会让人们更困惑吗?过分夸大一项具体技术的侵入性也不会有帮助。“选择错误的故事,你会夸大风险,”作者德吉·布莱斯·奥卢科屯(Deji Bryce Olukotun)在对美国笔会研究的分析中写道。
除非目的就是过分夸大。“戈耳戈注视”(Gorgon Stare)是五角大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场上空飞行的无人侦察机的名字。该无人机是为追踪叛乱分子设计的,上面有9个摄像传感器,既可以监视整座城市,又可以同时拉近多个移动目标。它的反乌托邦利刃并非偶然:无人机的工程师们似乎受到了1998年上映的大片《国家公敌》(Enemy of the State)的启发。在这部影片中,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而且是错误地)受到监视。

这个名字出于一个凶险的希腊神话(戈耳戈蛇发女怪把注视它的人变成石头)。选择这个邪恶名字也不是偶然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无人机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Drone)的联合主任阿瑟·霍兰德·米歇尔(Arthur Holland Michel)说。“监控的目的一部分就是给你的对手留下你一直在看着他们的印象,”他说。

在民用领域,大规模监控的创造者往往采取相反的做法。几年前,巴尔的摩市开始使用类似于“戈耳戈注视”的技术对市民进行秘密监控时,提供这种技术的公司在自己门上贴了一个“社区支持项目”的标志。
随着监控技术发展到反乌托邦的规模,使用恰当、具体的语言,以及更贴切的隐喻,能让生活在监控之下的人对它有更好的了解。甚至可能会激发人们对其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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