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西南部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G7峰会）8月26日落下帷幕。对于进一步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等国际紧急课题，本届G7峰会并未给出答案。在全球经济前景的不安因素出现扩大的背景下，本国第一主义笼罩着G7。中美相互加征高关税、竞相诱导货币贬值的现状令人联想起1930年代。G7在成立40余年的今天，迎来了重大转折点。
在19世纪欧洲列强王公贵族聚集的疗养胜地，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了记者会。尽管本次并未发布全面具体的首脑宣言，但汇总了1页宣言文件，彰显出协调气氛。罕见出席联合记者会的特朗普也表示，“G7峰会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并与马克龙拥抱。
然而，实际上却暴露出G7的协调存在极限。马克龙此次致力于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但实际讨论该问题的会议上却不见特朗普的身影。
马克龙邀请伊朗外长来到G7峰会举办地，试图打破伊朗问题的僵局。会议上还出现了这样的场面，马克龙作出有关伊朗问题的发言，特朗普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说和。
马克龙在记者会上，面向数周之内举行美伊首脑会谈表示“条件已经具备”，而特朗普虽然表示“可能举行会谈”，但同时也表示“要在环境具备的情况下”，显示出谨慎姿态。
本国第一主义还向美国以外国家扩散。首次出席G7峰会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会议上反对高关税，显示出协调姿态。不过其对本国媒体表示，关于英国脱欧，“即使在无协议的情况下脱欧也（不会造成经济混乱）容易应对”。
在冷战时期的1975年，由德法主导成立的G7峰会有彰显西方国家的“团结”之意。在1977年的伦敦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基于“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要求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充当拉动经济的引擎，实现了协调。
在1983年的美国威廉斯堡G7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时任日本首相中曽根康弘步调一致，在裁军谈判中发表了迫使前苏联作出让步的政治声明。有人评价称，这一做法加快了前苏联的解体。在G7的政策协作中，日本曾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也曾在讨论中起到先导作用。
为了避免刺激特朗普，此次的峰会甚至出现了避免多方深入讨论的气氛。各国首脑优先考虑的是在双边会谈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害调整。特朗普甚至被认为表露出不满，询问“为什么非得参加（G7）”。
特朗普政府还考虑了美元贬值，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施加降息压力，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货币贬值竞争担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目前G7也缺乏机会来控制本国第一主义。货币宽松政策余地很小的日本将面临日元升值压力。
1930年代，英国通过迫使英镑贬值、放弃自由贸易的“渥太华体系”，转向了保护主义。这引发全球转向排他性封锁经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间接原因。现在的美国与当时的英国如出一辙，而阻止美国这种行为的多边框架却存在缺陷，这一点也与当时的情况颇为相似。2020年美国将担任G7轮值主席国。日本的地位或将受到考验。
